曾敏之：朝朝暮暮一支笔

潘茨宣

 

广西罗城县人曾敏之是著名的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和资深报人。七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的文学作品一直受到海内外的赞誉，并多次获得全国性的文学大奖。他还致力于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促进海内外华文文学的交流与繁荣。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为此向他颁发了"荣誉勋章"。

挥笔抗倭寇

　　1918年10月，曾敏之生于广西罗城县黄金镇，15岁时在桂黔边境的三江县梅寨小学任校长。1934年到广州半工半读，并开始发表作品。

　　1937年抗战爆发，全国文化人云集桂林，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桂林成了文化城。1939年春，他经香港辗转回到到桂林，进入有“南方抗大”之称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学习。1941年到柳州任《柳州日报》采访主任兼副刊编辑。在桂林和柳州，曾敏之先后发表了反映桂北少数民族生活的《烧鱼的故事》《芦笙会》《山鸡婆》《遇旧》以及描写桂林文化城生活的《楼居》《尺素书》《风雨二题》《无灯小唱》《桂林风雨与文人》等散文。这年，桂林“萤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拾荒集》。

　　桂林《大公报》驻柳州特派记者陈凡，是曾敏之的好朋友。那时湘桂战事吃紧，《大公报》报社急需人才。陈凡便向《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推荐已小有名气的曾敏之。胡政之毫不犹豫立即同意了，让他接替陈凡在柳州采访军政新闻。进《大公报》对曾敏之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不久，他被调回桂林任文教记者。那时，桂林形势已十分危急，日寇从长沙到衡阳一路南下进逼桂林。他被派到前线采访。那可是与死亡打交道的差事。日军飞机天天轰炸，某报一位总编辑当堂就被炸死了，好不恐怖啊。曾敏之用笔作刀枪抗击侵略者，沾满硝烟的文章频频在《大公报》文艺周刊与读者见面。抗战期间在桂林，他跟巴金、茅盾等许多著名作家都建立了关系。

报道周恩来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派驻重庆的代表团长。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纲领。周恩来的潇洒风度和坚定信仰，使曾敏之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但要采访周恩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太繁忙了。经过争取，曾敏之终于获得两个晚上的宝贵时间采访周恩来。他请周恩来谈形势、谈他的经历、谈中国的前途。周恩来很会关照记者，他讲话吐词清楚，逻辑性、条理性都很强。每晚几个小时的采访，曾敏之全靠脑子记忆，回去再笔录下来。1946年4月他发表了7000多字的《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一时轰动了大后方。这是曾敏之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采写的一篇长篇专访。它是中国新闻记者第一次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述评了贯穿抗战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真相和经验，并且以文字媒介向世人首次披露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周恩来的革命生涯和哲人风范的长篇报道。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篇专访所能包容的内涵。堪称新闻写作的一大突破，成为一篇经典之作。文章后收录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大系》，也以全文壁录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那时，曾敏之的另一名篇《闻一多画像》，采用新闻特写的笔法评赞闻一多的为人和学术成就，称他是一位“纯真而又不怀私念”的进步诗人和民主斗士。此外还有《记梁漱溟先生》、《司马文森十年祭》、《记陈寅恪》等，都是长篇人物记事的散文佳作。

　　

几度经磨难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教授继李公朴之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曾敏之及时写出了《闻一多的道路》。后来周恩来主持了一个大规模的追悼会，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曾敏之又写了报道，配合《闻一多的道路》在《大公报》刊登出来，影响非常大。曾敏之也因此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

　　内战开始后，周恩来离开重庆，国民党开始大镇压了。1947年5月31日晚上，国民党特务逮捕了曾敏之和他采访部里的9名记者，准备把他们送进渣滓洞去。

　　后来经过媒体抗议斗争和关系疏通，曾敏之才被释放。释放以后，为防枝节横生，胡政之即把他调到广州去当特派员，做筹办香港《大公报》的准备工作。

　　1950年春，曾敏之奉调广州，任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社驻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1957年夏，反右斗争开始，曾敏之为记者仗义执言，也被牵涉其中。尽管很快就获得平反，但他已不愿再回联合办事处，于是调到广东省作家协会搞评论。1960年暨南大学恢复，他调到暨南大学中文系，任现代文学教研室和写作教研室主任。

　　学校生活平平静静，曾敏之庆幸找到了世外桃源。谁知触及灵魂的“文革”又开始了，他被认为向学生灌输“封资修”，和陈芦荻、秦牧等被打进了牛棚。他觉得知识分子的尊严受到伤害，于是就从二楼跳下以示抗议。幸好没有造成大伤，后来就养病在家。1970年暨南大学被撤销，曾敏之调到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矢志献文学

　　1978年．曾敏之奉调重回香港，以花甲之年承担起《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评论委员会主任的重任。经过近30年的闭关锁国，大陆文化学术界对于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各地华文文学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而处于特殊位置的香港，却是海峡两岸和海内外文化的交汇之地。曾敏之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一方面，《文汇报》是祖国向世界敞开的一扇窗口，必须将《文汇报》办得有声有色，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必须通过不懈的努力，促进香港文学事业得到逐步的发展，以期引起国内及海内外文学界的了解、关注和支持，进一步确立起港澳台与海内外华文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是年冬天，他应邀回穗参加广东省文联重新恢复活动而召开的第一次创作会议，就在大会作了题为《面向海外，开展文学交流》的发言，呼吁内地文学界要关注和重视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开展交流活动。次年五月，在《花城》杂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题为《港澳与东南亚文学一瞥》的文章，接着又以《海外文情》为总题，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报刊上陆续撰文介绍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状况，令内地文学界和读者眼界为之一开。1980年夏天，他应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作了《港台与海外文学现状》的专题报告，引起了各地文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就在这次会上，一致认为应当将港台地区文学正式列入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并且决定在广州成立该学会的一个分支机构——港台文学研究会。1981年3月，港台文学研究会（后改为港台与海外华文研究会）在广州暨南大学正式成立，曾敏之被选为会长。与此同时，在他和当时兼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秦牧等人的共同策划下，暨南大学建立了港台文学研究室，由他兼任研究室主任、客座教授，并且于当年秋季率先开设港台文学研究的专门课程，将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搬上了大学讲坛。

　　在曾敏之和秦牧、萧乾等一些文学前辈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对于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很快从广东、福建、上海和北京推向全国各地，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蓬勃展开。自1982年起每两年一届，已先后在厦门、深圳、上海、中山、庐山、昆明、南京和北京等地举行了九届的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他参与了历届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自1986年第三届起扩大为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3年第六届起改称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并且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筹委会，他和萧乾一道被推选为筹委会主任，被公认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领导者、组织者和活动者。

　　曾敏之对香港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香港不重视文化，深感香港的作家是涣散的，没有团结的。英国统治香港100多年，文化教育界很多人倾向自由主义。针对这种情况，曾敏之就提议创立一个作家联谊会，1988年香港作家联会成立，他被推选为首届会长。他们的章程是要消除对立，把青年的作家组织起来。后来改为香港作家联会。香港作家联会近20年来团结了很多人，影响深远。

　　曾敏之勤于笔耕，著有《拾荒集》《人文纪事》《望云楼随笔》《望云楼诗词》等30多部著作，其中散文集《观海录二》1989年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散文《诗情画意记阳朔》1992年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与中国海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徐霞客游记文学奖”，散文《一幅画的传奇》1994年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情”特别奖。2003年7月，为表彰他在写作上成就卓越及对推广中国现代文学所作的贡献，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给他颁发了“荣誉勋章”。

赤子故乡情

　　广西有一家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杂志《海外星云》。这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曾敏之支持办起来的。他还担任杂志社的名誉社长，常回广西指导杂志社工作，用自己的精力和名望扶持家乡宣传事业。由此可见曾敏之对广西的“偏心”。

　　曾敏之对家乡罗城和广西是一往情深的。据自治区领导、著名仫佬族作家潘琦在《香港学者罗城老乡曾敏之赤子情深》一文里回忆，曾敏之这位老乡与他保持着比较亲密的联系。曾老虽年事已高，仍关心家乡的发展，多次回广西、回罗城考察、探视，有时还带回一些香港商界人物，千方百计为家乡做点实事好事。“罗城县庆，他因身体不适，无法返回故里，但还是派了他的助手何女士参加县庆，”并嘱何女士对既是领导又是老乡的潘琦作一次专访，写一篇文章登在香港的《华夏民族》杂志上，宣传罗城、宣传广西。如此深厚的故乡情怀，八桂儿女闻之，能不动容吗！（载2007年3月19日广西日报“花山”副刊）

                         曾敏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