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运最先是向王沂孙学习作词的，后人有评说王沂孙“碧山思笔，以为双绝”的。在我的理解中，“思笔”中的“思”，就是要巧妙地把深情寄托在作品中；而“笔”，就是指状景抒情的手法。王鹏运词作品中所流露的家国之忧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令人读罢肃然起敬。

　　王鹏运学习前代名家的词作，并不是一个阶段只追随一位前贤词人的词风、词体，在作词的各个阶段，各个名家词作的风格在他的作品里都有所体现。例如他对辛弃疾、吴文英和周邦彦的效仿和学习，其实是互相渗透的，但渗透中又能体现出自己词体风格的特点。在经历了王沂孙的“思笔”、辛弃疾的豪放，以及吴文英的绵丽之后，王鹏运集名家之大成，到了“知天命”的时候，终于达到了被词家认为是最高境界的“浑化”。

　　晚清四大词人中的其余三人都受到王鹏运的潜移默化，足见王鹏运在晚清词坛不可匹及的领袖地位。而以领袖的身份开创晚清词坛的繁盛局面，也是王鹏运对当时词坛的贡献所在。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王鹏运对于广西文化作出的贡献，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大力宣扬的。而“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王鹏运这种以国家大局为己任、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宽阔胸襟，更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学习的。

　　放眼现代，当今的世界需要和平，全球各区域、各民族人民需要团结合作，国家需要稳定、发展，社会需要民主进步。和平、团结、稳定、发展和进步，应当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的“驱动因素”。

　　文化不仅代表一种传统，而更多的代表一种观念和历史。文化的创造和传统文化的保存及发扬，已经不是一个历史传统的继承问题，而是一个运用文化的力量影响未来的问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新时代文化的建设同样重要。正因为文化有着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功能，所以我想，只要我们用新的视角看待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观察新时代的文化，我们就会有许多新的感悟和新的发现，我们就能为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许多国家都在提倡文化复兴。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我们所说的文化复兴，不应该只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向“汉唐”文化的回归，而是要超越“汉唐”的文化升华。这种升华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对全人类优秀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文化复兴的深层含义，应该是建设现代的“以人为本”的先进文化。

　　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工作中，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需要认识和把握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并自觉地肩负起文化责任来。这种文化责任，包括社会责任、学术责任、是非责任、伦理责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文化责任中的社会责任，首先应当表现为强烈的公共关怀，这种公共关怀要反映出社会良知并维护社会良知。同时，社会责任还表现为高度的社会参与，宣传并在行动上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

我们期待着伟大的文化战略、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人类文化精神世界的重建。

（载2007年5月4日广西日报“花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