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献甫生活的时代,正是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激剧变革的时代。

　　郑献甫热爱乡土，热爱平民百姓，对官场十分忌讳和痛恨，更对外国侵略者刻骨铭心，因此他的作品反映的，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大的社会现象和重大的历史题材。

　　郑献甫的笔墨为什么能紧跟时代？他为什么能写出许多反映社会变革和贴近生活的作品？因为他有文化人的自觉，在写作上有明确的理论和指导思想。

　　一代才子逝去已经135年了，今天再次捧读他的诗作，很有感触。作为文学家，为文作诗，郑献甫的指导思想遵循的是“诗言志”,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神明出变化、妙在各言志”(《暇日阅诸家诗戏作》)。郑献甫还据此提出了“言皆有触发”的主张，认为“诗心来天外,诗意呈眼前。诗意起事后,诗趣游物先。言皆有触发,音岂无故宣”(《诗意》)。这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理论指导,他也的确是这样去实践了的。难怪乎有关于他的诗文论，有《象州县志》会说他“以为：道无所谓统，文无所谓派。自明人辑宋五子书，而道之统立；自明人选唐宋八家文，而文之派别。遂若先秦以来之贤人君子，东汉以来之鸿篇巨制，皆可置之不论。”

　　郑献甫虽然出身于有产阶层，他的思想观念和诗文所反映的主题也有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无论如何，他都可以称得上清代壮族最伟大的文化人之一，也是19世纪中期岭南伟大的文化名人之一。

　　文化人的自觉，对于每一个文化人而言，本来就是应该的。但是，对于每一个朝代的文化人来说，它又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文化人的自觉建立在对国家正义的忠诚之上，建立在对民族尊严的捍卫之上，建立在对社会正气弘扬与扶持之上。并且，这种自觉往往是潜意识的自觉。

　　文化和思想的传承和创新，自始至终都是文化人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今天所说的文化人和以前所云之“士”，应该是同属于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但是，文化的范畴是至大无外的，谁都难以用一些简明扼要的话把文化的特征刻画得恰如其分。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而言，儒教始终居于主体的地位，而佛、道两教在“济世”方面退处其次。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的“社会良心”从来都是落在过去的“士”、现在的文化人身上的。

　　文化人的自觉往往超越个人的私利。从历史上来看，有些人少壮时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凛然；有些人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废；更多的则是生平没有奇节可记，但他们在政治或社会处于危机的时刻良知尽发，表现为每发不平之鸣。唐朝的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都是足以代表当时的“社会良心”的，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了此后文化人的标准。一直到近代的梁启超，他的“世界有穷愿无尽”一句，我们也可从中感受到一种文化自觉和一种精神的冲动。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一再超越自我的限制，与文化人的自觉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的。从石涛的“笔墨紧随时代”到郑献甫的“文化人的自觉”，以及许许多多属于广西骄傲的大师们的无私奉献，我们对广西文化的过去与未来充满自信。（原载2007年5月17日广西日报“花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