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由上到下：1、巷头摆在路中的果摊；2、巷尾乱停的三轮车、汽车；3、占道的鱼摊；4、占道的蛋摊；5、对面的执法车；6、从执法车后面看占道的摊点）

 

  我不想说这是在哪一天拍，只能说是在近期。我不想说这是在哪条街，只能说是条老街。我不想曝光城管的车号，因为我知道他们也难做。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在一条常治常乱的街巷拍下这组镜头。时间是在下午，是在一天当中人不多，乱摆乱卖不显著的时候，但从照片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摊点乱摆的现象，城管车就停在旁边，城管人员就在车上，他们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在聊天。期间曾有一辆挂着“xx区综合治理办”字样的车开过，曾引起了小贩们的一阵慌乱和闪躲，但车开过就过了，也没人下来，只一分钟时间菜市又恢复了老样。

 

  这个菜市的自发形成已有很长的时间，大大小小的治理已不知有多少次，但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治理好，可谓是“年年岁岁治不同，岁岁年年乱相似”。其实这不过是南宁许多菜市的一个缩影，充分说明了“五乱”治理的难度，尤其是摊点的乱摆治理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然如此，我们就该认真的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一、领导不重视？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从责任状的层层签署到青秀区区长的被撤，充分说明治理“五乱”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政治高度，没有哪个领导敢不重视。

二、执法人员的渎职？

应该说治理人员的工作是兢兢业业的，特别是“五乱”治理刚开始时，治理办、工商、城管人员天天巡查时时监督，确实尽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人员少任务重，小贩们又老是跟你打游击，查得严了处罚重了又容易引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安定，面对这些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和一旦冲突时一面倒的社会舆论，每个执法人员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心里上都倍感压力。这也是我把城管车号抹去的原因。所以这一条也不成立。

三、治理的辅助措施不足？

“五乱”中其他四项都好办，无非就是一个罚字，但“摊点乱摆”的治理就难办了。不让摊点乱摆，那应该摆在哪？附近有合适的农贸市场吗？有足够的铺位吗？每年都在提高的铺位租金小贩们承受得起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我所拍摄的街巷之所以难治，就是因为以上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从目前看要充分解决以上问题，难度较大。所以这一条原因是基本成立的。

四、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因素？

由于历史原因，南宁市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因素近些年相继显现。就业岗位不足，一部分的下岗人员、待业青年、外来人口以及洗脚上田的农民，组成占道乱摆乱卖队伍。同时，由于在路边购物、消费的市民与经营者双方的城市意识都比较薄弱；再者，有不少消费者的消费意识较差，他们一方面难以承受规范的中高档消费，另外一方面只为了个人方便，图便宜，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对城市、对周边居民造成的负面影响。看过香港电影的人都知道，在六七十年代，香港也是路边摊满街摆，警察与小贩每天都在上演猫捉老鼠的游戏，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失业率的降低才逐渐规范起来。而南宁还是个落后的中西部城市，要达到人人有工作个个有钱花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这些现象是客观因素存在的。所以这一条原因成立，而且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故而经过以上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五乱”的治理，短期见效，长期难办。但难办不等于不办，还是要从根本原因抓起，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就业，另一方面要疏堵结合，规范管理，政府应拿出部分资金多建些农贸市场，不能全盘市场化，既要增加铺位又要降低租金，再加上必要的宣传和规范管理，相信“五乱”的综合治理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城市的治理固然重要，但如果无视基层市民的生活状态，只是通过简单的封杀来保证城市表面的整洁、有序是说明不了什么的，民生才是第一位，人民的幸福指数才是第一位，否则，再高的楼，再宽的路，又有什么用？今年“两会”期间，广州市政协委员苏宝玲提交了《给“走鬼”一条出路——先安置，再整治》的提案，上海、北京开始实施对马路摊贩的开禁，这些变堵为疏的市容管理新政说明了城市环境治理与基本民生需求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我认为，“五乱”治理的核心应该是建立起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思维。

 

  本文贴了一些乱摆乱卖的照片，但我从心底上不希望那些小贩们因此而受到任何的不利影响，我深知他们的艰难，一辆三轮车，一个生火的炉子，甚至臂弯里的一个竹篮，都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他们起早贪黑，东奔西走，大声地叫卖，不倦地出摊，用最简单的方式养家糊口。我们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帮助，但我们至少不能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只是一个小小的合法身份，多建些市场，多做好规划，给他们一个空间，给社会一个和谐，也给我一个理由不再唱那首歌：有多少“五乱”不再重来，有多少真情值得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