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八个记者节，早早就收到了许多祝贺的短信。
不禁想起当记者的那些日子来。许多个“那一年”让人难以忘怀。
那一年，在梧州采写有关大南路新华书店拆迁的内参。被接待方找来一位当领导的老乡恶意灌酒，只得顺势装醉，到洗手间用手指勾引呕吐才得以脱身。见是二楼，回房间反锁房门后从窗户爬出，连夜采访有关人物，获得许多关键材料。
之后，连发一组三篇内参，得到领导批示，促进了新华书店拆迁问题的顺利解决。
之后，被梧州市一主要领导在餐桌上骂娘，说我写得太过尖酸刻薄，“不利于解决问题”、“添乱”。其中夹带了一句粗口话，气得我差点掀桌子走人。后来被自己的顶头上司威逼向对方敬酒29小杯“赔礼道歉”，大醉，大声回骂对方，结仇至今。
之后，成为梧州市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有“防火，防盗，防老梁”之说。
那一年，在河池采写大石山区的困难户，10天跑破一双新皮鞋。有一个乡政府居然开了“五粮液”招待，想到村民递来的那杯半是黄泥半是水的“茶”，感觉实在不是滋味，好酒也苦得不能入口，一边喝一边脸发烧。深夜，一边写稿一边流泪。
之后，凡看到“五粮液”都感到难受。
那一年，搭一辆顺风车赴贺州，欲采写非法出版物的内部报道。车到大桂山时已是深夜，在摇摇晃晃中睡去，醒来时发觉自己居然挂在一个树桠上，动弹不得，天还黑，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一直“挂”到天亮才能下树。幸运的是，下树后居然还能走动，除了手机和电脑都不见了之外，没有什么损失。而同车的两人，有一个断了一条腿，有一个再也不能醒来。因是提前奔目的地采访，属违反规定，掉了两颗大牙也不敢向单位报告。
之后，从不敢再坐长途夜车。
之后，每经过大桂山都忍不住想掉泪。
那一年，一个月内连发一个县级市的四篇内参，被那个县级市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告我失实，被单位进行内部调查，停止采访六个月。
之后，同那个地方的领导见面，双方都热情招呼，亲切握手，甚至紧密拥抱，但都是口是心非，口蜜腹剑，恨不得立马捅对方一刀。
那一年，在一次矿难采访中被人跟踪，半夜被电话威胁。之后故作镇定地落荒而走，再之后被人举报说收受当事人的钱物。
那一年，被一个街头小混混扇了一耳光。之后拿菜刀追斩他的大哥，再之后的打黑行动牵连了12个处级干部。
那一年，遇到警察打警察，自己也终于忍不住动手打了一个警察，之后被三四十名警察团团围住，再之后武警赶来才得以脱身。
那一年，被一个检察官开警车鸣警笛追赶，之后无路可走，之后开打，数百人围观，没有一个出来劝架，110赶来看了一眼也开车离开。再之后创造了近视眼打架不掉眼镜而赢的历史记录。
那一年，在一个县城翻墙头拍摄“地条铁”生产线，被院子里的狗追过几条街。
那一年，从年头到年尾没休息过一天，就算病了也没时间看医生吃药。元旦那天以为可以回家睡觉，结果被通知到一个地方封闭学习。之后以“回家过性生活”为理由请假并得到批准。之后成为单位的笑话。
那一年，发了一个地方20多个高中生领财政工资的内部报道，最终使他们被撤事业编制和全部退还已领工资。
之后，被一个姓潘的人大副主任追到家里指着鼻子骂，说他儿子日后大学毕业如没有单位就找黑社会砍我成八块。
之后，出入诸如娱乐场所等混乱的地方，不得不带上公检法的朋友。
之后，结交黑社会的朋友，变得比黑社会还黑。
那一年，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收到一个红包，100元钱，心跳脸红，考虑了三天是否交单位纪检。最终不交，拿去买了一条“红梅”烟，逢人分发，连门卫和收旧报纸的老伯也各给一包。
之后，收到许多不大不小的红包，脸不红、心不跳，从不交公，或请客饮酒，或唱歌泡妞，或捐些小钱给某个学校，或寄些学费给某些学生。
之后，开始变得麻木不仁，“社会的良心”开始在社会中堕落。
之后，自觉纵是妙手写得出文章，铁肩也难担得起道义。于是不做记者。
之后，终日饮酒、抽烟、泡妞、打架，成了一个酒鬼，一支烟枪，一条色狼，一截恶棍。
之后，斯文扫地。直至变成败类中的败类，人渣中的人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