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长选举案件2007年11月16日二审宣判，结果出现大逆转，法院认定陈菊虽然在“走路工”事件中存在“可议”之处，但是没有达到影响对手的地步，认定黄俊英阵营诉讼理由不足，撤销一审的当选无效判决，改判驳回原告请求。官司真是应验了那句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对于二审判决出现大逆转后，国民党与黄俊英心里虽然是一百个不服气，但定下的基调仍是“尊重司法”。同时讽刺执政党“未卜先知”。在吴伯雄主席与马英九陪同下，黄俊英举行记者会，打出口号是“对民主不死心，以选票讨公道”。主打悲情，饰演了一个政治受害者的角色，表示目标是下一个选举，要化悲愤为力量。以目前的失利换取日后的胜利，以小博大，将坏事变好事。

 

让笔者好奇的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大陆，黄俊英这样的“受害者”会以何种方式去面对。我想，大概无非是继续申诉与上访两个途径。因为大陆的司法能量一般，独立性不强。而整个社会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尊重司法的习惯。在司法缺位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第三方解决的途径，只有上访成为了最终的选择。

 

黄俊英在判决败诉后投书联合报，陈述了自己放弃教书从事政治（主要是选举）的历程，感慨虽然台湾选举劣质，但是自己仍然坚持公道与理智，不为了胜选而不择手段。一个好人形象油然而生。黄在文章中对社会呼吁“迫害到我为止”，希望台湾能够继续前行，让人感慨。谁说在台湾搞政治的人都没有人性，黄俊英这个败军之将很好地将国民党温良恭俭的形象作了一次展现，成为告别政坛前的最后的完美行销。

 

虽然目前台湾社会泛政治化，很多问题似乎不讲公道，只讲立场与出身。但是在出现利益纷争时，还是有良好的解决机制的，其中主要就是司法与选举两大机制。而威权体制的上访机制不可同日而语。在台湾，司法作为一个解决利益纷争的机构，公信力是日渐强大的，而且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司法已经成为解决纷争的最后底线。

 

   大陆当然也有利益纷争，而且鉴于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主要纷争均出现在官民之间。但是因为没有良好的司法土壤，司法机制不足以担当解决重大问题纷争的重任。而选举机制基本是流于形式。因此对于重大利益纷争，还是靠双方的容忍与协商。因为公权力对私人财产与权利的侵害已经成为常态，因此作为弱视一方的民众，处于被迫害后往往是无处讲理，只能寄希望于将问题交给“清官”解决。各地的受害者纷纷涌向北京，甚至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纠纷，某个居民与政府的拆迁纠纷都因多年的积怨而得不到解决，于是出现上访，形成了中国大陆特有的进京上访现象。

 

   　要言之，对于重大纷争，大陆民众是上访找清官，台湾民众是上街游行呐喊；大陆是寄望于清明官员，台湾是寄望于司法；大陆民众是表面风平浪静，但内心是压根不接受，并且要伺机报复，以牙还牙；台湾是表面抗议，大呼小叫，但是内心基本接受，因为有下次选举机会，可以重新洗牌，重头再来。

 

   问题的关键是有一个重新洗牌的选举机制。它可以让黄俊英们心平气和，可以让纷争得到解决，可以让“仇恨”有“雪耻”的机会，让仇恨很快平复，不至于形成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局面。选举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选举是万万不能的。（2007、11、21，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