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统一岭南后，中原的汉族移民纷纷进入岭南。中原汉文化也随之南下，作为岭南早期政治中心的广信，更是大力兴教办学，宣扬儒学经典，逐渐改变了岭南文化荒凉的状态。中原汉文化经广信通过三江水路和四通八达的陆路以及汉代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向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海外传播、扩散。而周边的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南越文化乃至西方文化，海外文化也汇聚此地，与中原汉文化进行交流、融合。广信逐渐发展成为名重一时的文化中心。

　　社会要和谐，文化是灵魂。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广信文化，含有许多倡导和谐的思想，如主张“致中和”、“和为贵”、“天人合一”；强调修身养性，严于律己，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提倡“厚德载物”，兼容并蓄，尊重差别，包容多样，广泛吸纳周边少数民族和海外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等。这些都应该加以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

　　历史犹如一支变奏曲，在这支曲子里，依次响起了各个时代的声音。历史又像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当代的投影。

　　诞生于广信那个时代的《理惑论》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佛学著作，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环节。从它的思想内蕴中，可以挖掘出文化传播的一些普遍规律，在今天也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理惑论》拉开了儒、道、佛在理论上争论与交融的序幕。

　　佛教刚从印度传入时，国人并不愿意接受，怀有许多抵触甚至攻击情绪。针对人们的怀疑和非难，古广信学者牟子写出《理惑论》，用儒家及道家的学说和观点来阐述佛教教义，虽然和原印度佛教教义有不相符之处，但却使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本土化，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理惑论》不只是一段佛教史的缩影，也是一段文化交流史的记录。它昭示了一种普遍的文化传播现象：任何一种文化传播到异国他乡，都必须通过与当地传统思想的调和而谋求生存，寻求发展。

　　一种文化向异域传播，总会经历由表浅到深入的过程，而当地人们对这种文化的认识，也会经历由感性到理智、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理惑论》还揭示了这样一个文化传播的规律：一种文化在传入异土之后，只有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更新，从而贴近当时的生活，与当地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理论相契合。才能不断壮大，历久不衰。

　　时光容易流逝，人物容易变更，思想和文化不会熄灭。牟子生于梧州、长于梧州、成就于梧州。他的贡献在于《理惑论》，在于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更在于他对人类文明发展树立的不朽榜样。（载2007年11月22日广西日报“花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