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和广西缘分颇深。抗战期间，田汉在桂林好几年。全力扶植以演剧队成员为骨干的新中国剧社，演出他创作的《秋色赋》、《风雨归舟》等剧，主编《戏剧春秋》月刊。对桂林剧运和文艺运动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田汉：一个艺术大师的桂林生活

 

田汉，字寿昌，湖南省长沙县人，生于1898年3月19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12月10日含冤屈死狱中，终年70岁。他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又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在田汉的革命文艺是生涯中，桂林是极重要的一站。

杰出的艺术家

　　1939年4月，田汉第—次到桂林，率领平剧宣传队前来工作，住在五美路的一间小楼上。排演了许多新编和经过改革的剧目，如《新雁门关》《新儿女英雄传》《新天下第—桥》《江汉渔歌》《土桥之战》《陆文龙反正》《梁红玉》等，其中多有田汉新作。

　　平剧宣传队当时的口号是：“把舞台当作炮台，把剧场作为战场”。每天在剧目广告栏都标明：“废除开锣垫戏，准七时半开演”，完全是以—种战斗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给桂林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田汉这次在桂林住了约五个月。

　　1940年秋天，田汉又—次来到桂林，与夏衍、欧阳予倩等一道筹办《戏剧春秋》，他亲自担任主编。11月1日，《戏剧春秋》创刊。这个刊物不但对对介绍抗战戏剧理论、提供抗战戏剧剧本、交流戏剧工作经验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对推动桂林和国统区的剧运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41年，田汉应杜宣邀请，为了支持组建新中国剧社，带着年迈的母亲和幼女，于8月23日从湖南南岳移居桂林。开始时住在东江福隆街—间简陋的木板屋里，后来又搬迁到施家园72号的一座小楼中，直到桂林疏散。田汉一住下，就立即投入新中国剧社的创建活动。剧社公演的第—个戏，就是陈白尘新编的五幕话剧《大地回春》，由杜宣担任导演。为了给新中国剧社顺利地打开局面，田汉破例挂上了《大地回春》导演的头衔。《大地回舂》的演出，为新中国剧社打响了第一炮。从此，戏剧运动特别是一度沉寂了的话剧运动，又重新在桂林戏剧舞台上复活起来了。

　　在《大地回春》排演的同时，田汉也一直在为新中国剧社的未来考虑，他在构思《秋声赋》的内容结构，一心要为新中国剧社提供—个理想的剧本作为第二次公演的剧目。田汉处在当时秋声萧瑟的桂林，感触很深，五幕话剧《秋声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剧本以风景如画的桂林山水作背景，写一位诗人徐子羽在抗战中成长为一位坚实的人民作家的历史。

　　为了及时提供剧本，田汉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劳动，几乎是写好一部分，剧社立即拿去赶刻蜡纸、油印，接着赶排，排完了一部分，剧社又派人到田汉家里坐等。后来田汉为了缩短刻印的时间，干脆自己拿起铁笔，直接在蜡纸上写起剧本来，这在创作史上恐怕也是破天荒的。接着，田汉又为新中国剧社赶写了《穷追一万里》，他和夏衍、洪深合写了反映人民的爱国热情，暴露豪门罪恶行径的四幕话剧《再会吧，香港！》其中第四幕和主题歌《再会吧，香港！》就出自田汉的手笔。这个剧于1942年3月初在桂林市正式公演。此外，田汉还写了《黄金地带》《少年中国》两部剧本。与此同时，他也写过活报剧，如《怒吼吧，漓江！》这一个活报剧是—次日本飞机大轰炸之后，为了控诉日寇的暴行，给当时的平剧宣传队赶写的。此外，他还为平剧宣传队赶写过一些历史剧，如《双忠记》《岳飞》《金钵记》等。

　　田汉所写的剧本，在内容上都富于战斗性，积极宣传抗战，尽力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黑暗。

　　田汉在桂林期间写了四五十篇戏剧论文和作品。如《抗战戏剧第七年》《关于当前剧运的考察》《抗敌演剧队的编成及其工作》《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新歌剧问题》《第四届戏剧节》《戏剧节与西南剧展》《开展有理论的戏剧运动》《批评战线的重要》《序<愁城记>》等，文艺作品有《病与朋友》《岩下纵谈》《烽火中来的声音》（介绍抗敌演剧队）等。它们分别发表在《当代文艺》《半月文萃》《戏剧春秋》《艺丛》《大公报》等刊物和报纸上。其中在《人世间》月刊连载的《母亲的话》是田汉在桂林根据他母亲的口述、记录整理而成的一部传记文学。

　　1944年春，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为了进一步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积极投入抗战，总结交流戏剧工作经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戏剧运动的向前发展，田汉和欧阳予倩在桂林共同发起和组织了一个规模空前的“西南第—届戏剧展览会”，并亲自为西南剧展会写了《会歌》。通过这次剧展，检阅了救亡戏剧运动的成绩，推动子大后方的剧运，为中国戏剧运动史册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后期，田汉还主持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工作。田汉经常到各单位去作学术报告和演讲，使桂林的文艺运动在斗争中前进和发展。1944年4月20日，桂林文艺界在艺术馆举行盛大晚会，纪念文协成立六周年。田汉在会上讲了抗战以来文艺界的工作情况，指出今后文艺运动的路线。

　　1944年7月，日寇压境，桂北吃紧。田汉挺身而出，组织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亲自进行动员，发表了《怎样建立我们的心防》这篇激动人心的报告，还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旗献金大游行。以国旗唤起民族的爱国之心，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由戏剧工作者分成两行，扯起一面十来米的国旗，浩浩荡荡的国旗大游行队伍，走遍了桂林主要街道。一路群情激奋慷慨激昂，雄壮有力的口号催人泪下。

　　7月底，抗敌工作队奔赴桂北前线，田汉任副总领队，陈残云为队长，一大批文化兵沿着湘桂铁路经兴安到了全州，在全州前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慰劳抗日战士的工作。在全州，当他听到衡阳失守时，当众嚎啕大哭，热泪纵横。立即在当时驻军指挥部挥毫写下一幅大中堂：“重提四十七天事，湘水怒流南岳荒。”当时衡阳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曾坚守了47天方陷落。

激情的诗人

　　田汉不仅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有名的诗人，生平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在桂林期间，他就留下了20多首新旧诗歌，其中半数以上写于1942年。

　　1939年的—天，田汉应邀观看谢玉君主演的桂剧《断桥会》，即席赠诗—首：

　　剑佩戎装对舞腰，非常时节可怜宵。

　　鉴湖破碎雷峰倒，忽听珠喉唱断桥。

　　1940年3月，田汉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身份到广西前线昆仑关等地访问，回途经桂林并作短暂逗留。与当时任广西艺术馆馆长的欧阳予倩畅谈剧运和桂剧改革问题。3月8日，应欧阳予倩的邀请，在南华戏院观看了欧阳予倩亲自编导的、桂剧名旦尹羲主演的桂剧《桃花扇》，激动不已，当场赋诗一首：

　　无限缠绵断客肠，桂林春似雨潇湘。

　　善歌常羡刘三妹，端有新声唱李香。

　　田汉1941年创作的五幕话剧《秋声赋》，全剧感情浓烈，充满了诗意，特别是剧中的主题歌——《落叶之歌》借景抒情，更增添了戏剧的艺术感染力：

　　草木无情，为什么落了丹枫？

　　象飘零的儿女，悄悄地随着秋风。

　　相思河畔，为什么又有漓江？

　　夹着两行清泪，脉脉地流向湘东。

　　啊！

　　秋风送爽，为什么吹皱了眉峰？

　　青春尚在，为什么灰退了唇红？

　　趁着眉青，趁着唇红，

　　辞了丹枫，别了漓水，走向湘东。

　　落叶儿归根，野水儿朝宗，

　　从大众中生长的，应回到大众之中，

　　他们在等待着我呵！

　　那失去了妈妈的儿童！

　　1942年5月16日是欧阳予倩53岁寿辰，田汉写了绝句四首赠给他：

　　尝遍歌场苦与甘，如兄堪作素心谈。

　　相看各已江湖老，南杰今年五十三。

　　漓江同诉董莲枝，艺事精时鬓已丝。

　　一曲梨花两行泪，灵均辞赋少陵诗。

　　峨眉何必尽倾城？风雨巴山忆翰笙。

　　我为宣娇轻责任，待抽秃笔写天京。

　　毕竟潇湘父母邦，几回击节到高腔。

　　故乡乐府萧条甚，愿枕云峰听大江。

　　这些诗，凝注了两位戏剧家的战斗友谊，也倾诉了戏剧前辈致力于剧运的战斗豪情。同是这年，画家冯法祀在桂林办了一个关于抗战的画展，田汉热情地给它题名“冯法祀黔桂铁路写生画展”，并给他的画题了三首诗，其中的两首是：

　　瓦砾堆中生气在，千轰百炸又如何？

　　龙州城里木桦树，今年主干一丈多。

　　开辟崎岖做坦途，大军从此纵驰驱。

　　江山人物寻常见，谁遣功臣入画时。

　　“西南第—届戏剧展览会”期间，田汉也写下了一首七律：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

　　耻随竖子论肥瘦，争与吾民共死生。

　　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名城。

　　鸡鸣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

　　这是一首豪情满怀的战歌，不但抒发了田汉的雄心壮志，也鼓舞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戏剧大军。整个抗战后期的桂林剧运和文艺运动，田汉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的。

　　1944年9月14日，日军攻占桂林。无数难民涌向柳州，沿着湘桂路向贵州方向撤退。那就是震动全世界、抗战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最惨痛的“湘桂大撤退”。看到沿途惨状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田汉以悲痛而又满怀希望的复杂心情写下了一首诗：

　　逃得胡儿遇汉儿，酷寒天气未明时。

　　此行莫笑无颜色，犹有丹青写史诗。

困苦的生活

　　田汉在桂期间生活十分艰苦。他每天一早就跑到七星岩前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独自在那里写文章、编剧本。因为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几乎全靠稿费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稿费不高，而物价比稿费涨得更快，往往是拿到稿费的时候，已经买不到多少生活必需品了。1943年9月25日，《大公报》刊载了《桂林作家群》一文，其中对田汉有着这样一段记述：“说来真有点黯然，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重担，近来连谈天的豪兴也失掉了。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钱是三十九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

　　曾经有人为他写过一首这样的诗：

　　多才多艺田寿昌，箪食瓢饮写文章。

　　秋风秋雨秋声赋，从古奇才属楚湘。

　　这首诗作为田汉当时的生活写照，恰如其分。

　　田汉在桂林，曾经得到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郭沫若的关切和支援，周恩来从重庆托人带了一笔款给田汉补助生活，让他能够安心从事写作和工作。郭沫若1942年写了历史剧《高渐离》寄往桂林，在田汉主编的《戏剧春秋》上发表，将该剧的全部稿费赠给田汉，附函“即请留弟处，以为老伯母甘旨之费。”

　　尽管自己的生活十分清苦，田汉对群众的疾苦也非常关心，始终同文艺界同呼吸、共患难。他对新中国剧社的困难处境经常操心，为了维护和坚守宣传抗日的戏剧阵地，他想方设法给新中国剧社筹款，为剧社赶写剧本。有时候剧社也揭不开锅，他就把自己家里仅存的一点大米送过去。（载2007年12月1日广西日报“花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