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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之徐友渔专栏
我对春节等节假日像现在这样大放爆竹是不赞成的。这不，大年初一报纸上就有报道，已经出现炸死人的事例，更多的情况是，和往年一样，医院的眼科门诊人满为患，不少人因为爆竹受伤，而且有人不得不摘除眼球。
尽管不赞成甚至反感，我还是不会大力呼吁“禁放”，因为反对禁放的人太多，声音太大。北京在七八年前也禁放过，但旋即取消了禁放令，显然是对民意民情的屈服。我也得尊重大多数人的喜好，尽管我对无节制地大放烟花爆竹的危害和负面作用十分在意。
大放烟花爆竹除了表现个人爱好和民族风俗之外，还可以当作公共事务来思考，这里面包含民众的素质和政府的规导能力，等等，说到这个方面，令人忧虑和值得议论的东西就有不少。
我有个朋友对我抱怨说，他心脏不好，需要静养，每到春节等时日，就相当受罪，一连几十个小时完全无法安睡，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以及连带引发的各色轿车防盗器的鸣响闹成一片，再难受也只得忍受。我这个朋友说，他理解和尊重大家放烟花、鸣爆竹以示喜庆的习惯，但在以多数人的喜好为准的同时，兼顾另外的意愿，尤其是稍微考虑其他合理的生活习惯，也并不是做不到的。比如，如果规定在深夜两点之后不得鸣放烟花爆竹，应该不算是过分的限制，而对于养病的人、对于第二天还要上班的人、对于有正规作息习惯的人，却是急需的、功德无量的。
我初一在自己所在的小区里看了看，各处是鸣放烟花爆竹的人群，地面上散落大量燃放后的碎屑，有的地方厚厚地堆积起来，超过数寸，一阵风刮来，卷在空中，乌烟瘴气。这对于观瞻、卫生和健康，都是非常有害的。面临此景，心中不由得又升起“中国人的德行”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不是关乎“中国人的德行”问题。我们很难设想，在广大的燃放烟花爆竹的人中，多数人会带上撮箕、扫帚，在燃放之后清扫一番；我们也很难设想，在这样的人群中，多数人相互叮嘱：“现在已经是深夜，有人需要休息，明天再玩吧！”我们还可以设想，即使其中有这样的人也没有用，因为少数人自觉行为的后果会被多数人行为的后果吞没和掩盖，他们的自觉和努力不起作用。
既然群体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就是如此，那么，从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的角度考虑，唯一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有关市政管理部门发布规定，对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善后处理事宜作出规定，同时要向大家说明，这样的规定是合情合理的，要使民众明白，在享受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和快乐时，我们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要么放任自流，要么统得死死的；长期以来，我们只能在几种对立的价值中选择一种。我们很少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在规则约束下的自由，在对立的价值中追求折中和平衡。
人群天然是无序的，达成规则约束下的自由，是政府的责任。西谚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宁愿把这句话倒过来，建设性地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人民的素质不是天生的，是训练和教化而成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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