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浦廉州镇出了一位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他从事音乐创作达半个世纪之久,留下大量优秀作品;他的少儿歌曲《我们的田野》深入人心,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音乐才子张文纲
抗日救亡 以歌当枪
北海的珠海路是保存完整的老街,有两公里长,有典型的岭南骑楼风格,但其女儿墙、阳台、窗户上的各种西洋风格装饰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珠海路104号就是一幢这种中西合璧的骑楼。今天看来,墙壁斑驳,门窗陈旧,显得老态龙钟。然而,1936年9月3日,就是在这座破旧的小骑楼里,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北海事件”:那一天,日本间谍侨商中野顺三被我驻军便衣队刺杀于这座当年的“丸一药房”楼上。9月9日,日本6艘军舰开到北海冠头岭海面进行军事挑衅。我驻军第十九路军拒绝日方登岸,战事一触即发。全市进步学生迅速发动群众,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了“北海各界民众抗日誓师大会”,成千上万市民涌到日本军舰停泊的海边抗议示威,高呼“誓死保卫大北海!”、“誓死保卫大合浦!”“日本人滚回去!”等口号。僵持至17日,日军才撤出。
过后,有一位叫张文纲的青年因积极参加发动群众反日而被反动当局逮捕了。
张文纲是廉州中学的学生。他1919年12月11日出生在合浦县城廉州镇。父亲是一家汽车公司的职员。他被捕时才18岁。张文纲被捕,激起合浦群众及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当局被迫释放了这位年轻的中学生。张文纲一获释,马上又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廉州中学当时是救亡运动的中心。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张文纲是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的骨干、廉中歌咏团的副团长。他天天上街教市民唱救亡歌曲,还深入到农村、渔村,用演说、歌咏、话剧、漫画、标语、刊物和开办夜校等形式宣传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年仅19岁的张文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文纲在斗争中锻炼出从事歌咏活动的能力;又从歌咏中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从而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说:“我学音乐是从唱救亡歌曲开始的。”
抗战时期,中国许多音乐家迁往大后方,负起了精神领导抗战的使命。重庆于是成了战时的音乐中心,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国立音乐院等纷纷成立。1939年7月,张文纲考入重庆“音乐干部训练班”学习作曲理论,师从著名音乐家刘雪庵、江定仙等。结业后,1943年他又转入音乐教育家杨仲子任院长的重庆国立音乐院作曲系,在陈田鹤、林声翕等名家的指导下继续深造。边学习边创作,还未毕业,他创作的合唱曲《草原三部曲》已在重庆《音乐月刊》发表了。一时间,“张文纲”的名字不胫而走,在重庆艺术界被称为“音乐才子”。尤其是《草原三部曲》中的《壮士骑马打仗去了》,情感炽热,旋律高昂,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中影响极大。大凡爱国的人们,无不为他那高亢奋进的激情所感染。
张文纲从此步入中国乐坛。他参加了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李凌、赵沨、林路、沙梅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重要的音乐社团“新音乐社”的活动,推动了中国进步的新音乐运动。作为共产党员,他还协助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张颖编辑《新华日报》副刊。1945年,张文纲以优异的成绩在“国立音乐院”毕业,并被留校任助教。
抗战胜利后,张文纲同志回到了家乡广西北海,受聘担任合浦一中、合浦师范学校音乐教师。后来,又到桂林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当讲师。
1946年,为培养青年运动骨干,以便配合党的青运组织开展收复区的青年运动。李凌和孙慎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星期音乐院。1947年,李凌和孙慎赴香港,将张文纲请来担任上海中华星期音乐院教务主任,主持院务工作。张文纲还兼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及几所中学的音乐教员。
中华星期音乐院的学生大部分是大、中、小学的音乐教员及音乐骨干,还有一部分职工。采取星期日上午上视唱练耳、乐理,下午上新音乐讲话及合唱、合奏等方式上课,主科课都在教师家里上。音乐院的活动一直与当时的争取民主反对内战斗争密切相连,培养了一批音乐运动干部和优秀的艺术人才。
1948年,张文纲还担任上海《时代日报》副刊《新音乐》编辑。
1949年10月后,张文纲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学习部副主任、作曲系主任1950年后,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创作组长,中央歌舞团创作组长,中央乐团创作组长。文革中,和大多数文艺家一样,张文纲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春风,他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长期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机关刊物《人民音乐》的编委。1984年任《儿童音乐》主编。
张文纲一生创作的作品有三、四百首(部)之多,其中有大量优秀的群众歌曲和少年儿童歌曲,还有不少电影配曲和小提琴曲、钢琴曲及管弦乐与朗诵等。有些作品在50年代就获中央级奖励并在全国广为传播,如《我们快乐地歌唱》《我们的田野》《在祖国和平土地上》等。他在深入抗美援朝前线以后创作了著名的《飞虎山》大合唱,作品参加1951年9月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人民友谊”歌曲国际比赛,荣获三等奖。1980年,《我们的田野》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他还出版有少儿歌曲集《我们的田野》,1989年在京举行了张文纲作品音乐会。张文纲在与音乐家共同建设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发展中国音乐事业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0年,张文纲在北京逝世。
传世经典 才华横溢
张文纲的《飞虎山》大合唱完成于1951年,这部作品反映在“抗美援朝”的飞虎山战斗中,朝鲜人民冒着枪林弹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水送饭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在这场战争中,中朝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国际主义精神。全曲由中间不停顿的五个部分所组成。作品一开始就进入紧张的实质性的描述,中间还插入一段一个带着婴孩的朝鲜妇女为了坚持要在战火中上山送饭,而把自己的孩子藏入山洞,以及失而复得的戏剧性情节。全曲最后部分是一首颂歌性的音乐。因此,这是一部接近于清唱剧风格的大型合唱曲。作者以富于个性的音调、熟练而简洁的技法,既歌颂了中朝人民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又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人性,使全曲的音乐形象自始至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感情色彩。尤其以合唱的音乐处理来讲,在当时相当突出。这部作品首演后开始曾引起音乐界的一致好评,荣获了国际比赛三等奖。但是,后来却受到一些人的不公正的指责,认为“太过人情味”了,“表现不真实”等等。这些指责使这部作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丧失了在人民音乐生活中的应有的地位和影响,也挫伤了作者的创作积极性。
张文纲1953年作曲的《我们的田野》是组歌《夏天旅行之歌》中第三首。“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管桦作词)。这首歌曲调优美,节奏平缓,像人们在娓娓道来祖国大好河山的叙述。全曲简洁朴实,极为适合少儿合唱,也最能发挥童声纯真嗓音的表现力,最能勾起成年人对当年欢乐时光的追忆,艺术效果非常显著。张文纲在回忆创作时说:“离我不远的一个小土岗上有站着、坐着、趴着的一群少年队员,面对夕阳,望着前面的湖水、稻田、森林和远山,有人还伸出手,指着这边、那边。我听不见他们是在说些什么呢,还是在唱些什么。我想像他们是在欣赏辽阔、美丽的祖国大地,轻轻地唱着,从内心深处唱出一支歌。”50年来这首歌以其不变的艺术魅力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人茁壮成长。这首歌被列入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
郎才女貌 患难真情
张文纲的家庭是一个“歌舞之家”,夫人是著名舞蹈家王克芬。人说“郎才女貌”,而王克芬却是占尽才貌的重庆美女。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文纲从重庆回到合浦,后又到桂林广西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6年,应李凌信邀,张文纲由桂林启程赴上海中华星期音乐院,但到武汉时,路费却难以为继;只好到演剧队去求助,正好遇到舞蹈演员王克芬。王克芬带他找到了队长,并为他安排好了吃住。但演剧队经济也很紧张,无力帮助他解决去上海的旅费。张文纲无奈在武汉住下,那段时间,常去找王克芬。演剧队唱过一些张文纲的歌,两人逐渐熟悉起来。后来,王克芬通过武汉的同乡找到了一张免费船票,使张文纲顺利抵达上海。在上海,张文纲天天都给王克芬寄一封信。1947年夏,王克芬有机会到上海中国乐舞学院师承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学习舞蹈。
到了上海之后,虽然各自的生活、学习都十分紧张艰苦,但王克芬与张文纲交往却更密切了。
因为缺乏营养,王克芬病倒了。生病期间都是张文纲前来照顾。新音乐社的工作环境很危险。当时上海警察局的头子毛森是个凶残的家伙,对进步青年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毛森经常搞突然袭击查户口抓人。有一次到新音乐社查张文纲,恰好王克芬在,张文纲外出。王克芬对特务说自己刚到,什么也不知道。特务一走后,王克芬赶紧跑到张文纲上课的南洋女中,把情况报告给他。为躲风头,张文纲只得东藏西躲起来。每躲到一处,王克芬都不顾危险去看他。张文纲对王克芬说:“你别来,敌人随时可能查到我,我真被抓了你怎么办?”王克芬回答说“那我跟你走”。张文纲又问:“那我死了呢?” 王克芬毫不犹豫回答:“我跟你死。”险恶的环境使两颗相爱的心贴得更紧了。
张文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同志们劝他离开上海。但王克芬的病总不好。张文纲就是离不开她。好在时局发展很快,转眼到了1949年春,上海解放了。
张文纲和王克芬也找到了爱的归宿。新中国成立以后,夫妻俩都调到北京。张文纲成为中央乐团的作曲家。王克芬则出任中央民族歌舞团编导、演员;1956年调入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在欧阳予倩、阴法鲁、杨荫浏等著名专家指导下研究中国舞蹈史。主要著作学术论文、评论近百篇,主编的《中国舞蹈词典》、《中国舞蹈发展史》以及其他大量的舞蹈史学著作如《中国舞蹈史话》、《中国古代舞蹈史话》、《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史》、《中华舞蹈图史》(合著)、《佛教与中国舞蹈》、《敦煌石窟全集·舞蹈卷》等。并被翻译成了英、日、法、韩等数国文字再版。王克芬1992年被评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在赴美国迈阿密及威敦堡大学讲学期间,获美国中西部中国科技文化交流协会授予的“杰出艺术家贡献奖”。(载2008年3月11日广西日报“花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