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对我来说遥远而又朦胧,几乎只是一个传说。关于他的所有信息都来自有关部门的档案材料和老一辈人的口头讲述。
爷爷本姓张,叫张日灾,1887年生于湖南永州市水打布镇张家湾的一个大户人家。爷爷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深受进步思想影响,第二次大革命时期,潇湘大地梭标林立,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爷爷响应共产,祖传良田尽散佃农,并举旗成立了“张家湾农会”,自任会长。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乡剿共,爷爷的农会偃旗息鼓,他带领一帮人马南逃广西荔浦。爷爷的原配和兄弟三人被杀,一双儿女沦落他乡。爷爷到荔浦后,隐姓埋名,改称刘茂灾,以教书为业。当时在荔浦县大塘乡义敢村有一村女被当地财主看上,欲作填房,并说动了村女的父亲下了聘金。但村女死活不肯就范,陷入了一桩包办婚姻的痛苦挣扎之中。流动教书的爷爷得知此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帮村女打赢这场官司,解除婚约。乡霸威逼利诱,爷爷不为所动,反而在大塘乡定点教书。爷爷的胆识与才气打动了村女,村女毅然嫁给了比她年长20岁的爷爷,1932年12月生下了我父亲,取名刘家才。
爷爷虽然安定下来,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农会的同事,他四处打听其他逃散人员的下落,有一次,他终于打听到原农会秘书长(名字我已忘记)在江西参加了红军,秘书长也来信叫他投奔过去,爷爷立刻抛妻别子带上我么叔公(即奶奶的小弟)急赴江西,但到了江西红军已经开拨,去向不明。在江西红军没找着,却遇到了国军何健的部队。听我么叔公说,爷爷曾与何健相熟,何健要拉爷爷到他军中做事,但被爷爷婉然拒绝了。爷爷又回到荔浦,从此再也没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抗战爆发后,爷爷只身回到湖南原籍参加抗战,不幸遇难。解放后当地政府授予爷爷“革命烈士”称号,并铭碑以志。爷爷农会的秘书长解放后荣任中科院第一院长,曾回家乡悼念爷爷,还把农会的会旗交给了当地陈列馆。
曾经有很多人对我惋惜地说:“你爷爷当年跑错了方向,如果象秘书长一样往北跑,也许你就是高干子弟罗!”我说:“如果我爷爷往北跑,就不会有我父亲和我了。”曾经不懈追求革命,并为之付出身家性命的爷爷,最终没有实现加入共产党的夙愿,这个遗憾又留给了我父亲。
父亲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有初中文化,一进部队就当上了文书和干事。58年在凭祥边检站任少尉二级检查员时,认识了凭祥市中学生慰问演出队的一名女生,当时这名女生正被一名乡长猛烈地追求着,女生的父母也有意与乡官结为秦晋之好。而部队这厢也不同意我父亲与这名女生交往,因为女生的父亲曾任国民党凭祥中学校长,属伪职人员,而且成分还是地主。但父亲非常看重他的初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他郑重向组织表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要用我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把她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成为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人。”(这是我从父亲的日记里看到的)组织最终同意了我父亲的立场观点,我父亲终于与那名“出身不由己”的女生结了婚,次年生下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
在母亲怀我生我的整个期间,父亲一直不在身边,他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炮兵工程学院弹药系深造去了。我满周岁时,父亲毕业分配到广州军区后勤部第443国防仓库任中尉技术员、上尉助理员和代理科长等职。时值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部队随时处于战备状态,父母工作十分繁忙,两岁的我被送到军区幼儿园全托,有时几个月才见父母一面。援越抗美战争爆发后,作为军械师的父亲工作更是夜以继日,我被送回老家与奶奶相依为命。一批又一批的枪炮弹药经过父亲的检验送上越南战场,从无差错,父亲还经常深入战区维修枪炮,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父亲在业务技能上是全军区有名的尖子,但在政治前途上却是黯淡无光,入党申请一次次被退回,代理科长年年无法转正。
进入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爷爷的在天之灵再次不得安宁,造反派给已经盖棺论定的爷爷又扣上了几顶新帽子:“投机革命”、“托洛斯基派”和“逃跑主义者”,革命烈士的牌子被砸烂,墓碑被捣毁。与此同时,活着的外公也落入万丈深渊,被挂上“法国特务”的牌子满街游斗,最后全家下放到偏远山区劳动改造。这时的父亲在两面政治“黑锅”的夹击下,只有拼命地工作,以示对党的忠诚。一次次复员名单里,部队首长总是想方设法把他划掉,但最终抗不过林彪的极左路线,父亲随着最后一批复员大军回乡务农,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落实政策。重新工作的父亲,再次申请入党,但因种种历史原因,他始终未能举起那期待已久的右手。
父亲虽然入党无门,非常失望,但他却常常写信鼓励我要积极向组织靠拢,千万不要受他的境遇影响,而放弃对党的信念。我从字里行间,读懂了父亲的心愿。我的命运虽然不如爷爷、父亲坎坷,但我的入党之路也颇费周折。直到1998年,我这名公安战线的老宣传干部才终于通过组织的验收合格。当我把这个姗姗来迟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比自己入党还要激动,他长长地松了口气说:“我们家三代革命人,终于有一个党员了。”今年3月,我父亲带着没有入党的遗憾阖然长逝,在他的悼词当中,所有“党员”的字眼统统被领导删掉,起草悼词的秘书一脸愕然:“老刘同志竟然不是党员!”
是的,在我祖孙三代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而我所经受的革命考验以及对党所作出的贡献,无论如何都远远不及我的爷爷和父亲。他们在追求理想的整个过程中,真正达到了无私忘我奋不顾身的境界。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我还不完全是。我充其量只是一名在党的领导下勤恳工作的普通党员,在勤恳工作的同时,还被许多世俗的杂念缠来绕去,还会为人生的际遇患得患失。再往我身后看,许多新要求入党的同志更是幸运,只要走完程序,基本上都能够长驱直入党的大门。我在为我党队伍空前壮大而欣慰之余,也不由生出一丝淡淡的忧伤。在我们面前,有成千上万的为了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而无法实现入党愿望的前辈,正是他们的披荆斩棘才铺平了我们今天的道路,正是他们的饱经磨难才免去了我们岁月的磋砣,但我们是否有所体会,有所感悟?当我们轻而易举地举起右手面对党旗念念有词的时候,是否该扪心自问一句:“我真的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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