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怒放的生命》
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曾经一度中断。在经历了文革的思想寒冬后，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从八十年代开始又逐步迈出渴望已久的步伐，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它大致经历了这四个时期：
1、以“长漂”和“黄漂”为主要的代表。 以个人的力量去挑战自然，把国家民族的荣誉和户外的探险紧密相联系，这些户外运动者以澎湃的热情甚至以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一个英雄的年代。
2、同样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一批特立独行的中国民间探险家也涌现出来。他们往往是性格鲜明、独自为伍，或者是徒步长城或者是穿越沙漠或者是环游中国。
3、九十年代参与民间户外运动的人不断增多，自发组织的户外运动团体也开始在很多地方出现。这是中国民间户外运动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4、以网络平台为基础组成的户外“驴友”时期。网络、自助、AA制、环保这些概念构成了新时代民间户外运动者的主要特征。这一形式从2000年初期开始一直发展到今天。
中国现代的民间户外运动发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社会给户外运动几乎是没有留下任何空间，户口户籍管理制度等政策严格约束了人们的自由活动。但是一批奠基性的人物却勇敢的走了出来，他们中间有科学工作者的身影，也有机关干部的故事，也有最平凡的人。
《我要怒放的生命》第一集：寂寞的穿越者
刘雨田：如果你群体是一个样，一个人面对一个世界，那又是另一个样吧。当然，说实话找不到伴，对不起啊，找不到伴。哎，哪个时候，不说了。现在你们以欣赏的眼光在看，那个时候20年前那是什么样的，那是什么状态。不一样，跟现在根本不一样，大不一样，咱们国家发生变化太大了。
关于刘雨田的身份有很多描述，比如独行大侠，奇人，探险家等等。但退回到20多年前，定义像他这样的人还找不到恰当的词语。
刘雨田：那个时候的人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做这种事，那是，那时候连另类这个词都没有，那是疯子，神经病。
资深驴友“老怀表”：在我们这邻居来讲，谁家孩子跟我在一起玩，那家长赶紧把孩子拉回去，怕我带着他们家孩子钻大山里去，很恐怖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户外这个词。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出去跟别人讲，说我去了什么地方，看了什么东西了，一个是人家不相信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呢，人家会感到恐怖的，对你这个人，那种地你都能去你都敢去呢？
这是1982年4月，在《人民日报》上的一条新闻：法国作家雅克想要徒步万里长城。这条新闻却深深的触动了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局的机关干部刘雨田。长城怎能由外国人先走？随后他萌生了走万里长城的念头。
刘雨田：最后都得了神经病嘛，哦，不是神经病，得了心脏病。就是心就咚咚咚，停了，咚咚咚，又不转了。就是得了心脏病以后，躺在那个医院的病床上以后，我这一辈子最怕麻烦人。你看，这这一辈子就别人去照顾我了，我心里一想，把吊针一拔，上路了。
走出来以后，反而就心慢慢就在路上了，就比较平和了。所以我多少年以后我说了一句话，把病扔在路上。
走到那个林县以后，别人给我用最好的仪器一看，哎没有了，人说你得的是长城病。
如今，长城是人们旅游项目中不可缺少的风景，但在20多年前，旅游一词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还是一项奢侈的活动。这些人们想象不到，除了拍照留念外，还有更为精彩的旅游方式。
资深驴友“双枪老太婆”： 那个时候到山里头，说我们要住宿，我们没有帐篷，我就穿的那双星牌运动鞋，然后几个人要住宿 只有找到老乡家，老乡都没有见过。说什么叫户外，就不用提户外了，说我们是旅游的都没听说过。你给他房钱他不懂得要，他跟你要粮票。
资深驴友 “老怀表”： 那个时候的话，经常是跟家里打个招呼，就说我在同学家住几天，不敢说出去，从家里头偷出一条毛毯来，卷把卷把，胳肢窝一夹，就进山了。
在这样尴尬的环境中，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迈出了自己蹒跚的脚步。虽然不为社会所认同，但他们所获得的，却是旁观者无法分享的精彩世界。
资深驴友“内蒙大夫”：我带队去走贡嘎山，走到几天的工夫，第五的一天，看到贡嘎的时候，我看见女队员都全部哭了，贡嘎山形成的一种震撼。就是雪山的震撼真的是令人神往，看到以后都是一种震撼，就看到山那些女的都哭了，男的就看着那个山就这么发呆。接下来，然后就不停的拍照，那天我们的运气特别好，上到山上以后一点云都没有，然后就不停的拍照，一个小时以后这个山就再也看不见了，就被云给包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户外运动基本上是各种专业的国家体育团队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民间户外运动无论从人员规模还是装备上,与之都有着天壤之别。那些民间户外运动爱好者们只是孤独的行者。他们寂寞但又自在的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刘雨田则在把独自行走演变成了一生的生活轨迹。在寂寞的穿越中，刘雨田收获着大自然的美丽，也独自经受着大自然的残酷与无情。
刘雨田：走长城的时候，走路过巴丹吉林大沙漠，遇到一场大黑风，比现在的那根本没法比，那就是好像排山倒海，黄沙柱子一根接一根，一个旋涡下来，你就看到就跟原子弹爆炸的感觉。到最后我就想到，完了，末日，今天就要不知道要遇到什么灾难了，就赶快想拍一张照片，机子留下来，将来留下来，我是这样没有了的。完蛋了，就这样。
结果我一看，我在那位置太低，我就看到那个沙包上，想站到那个沙包上，可以把这个大场景给它拍下来，结果我还没有走到那个沙包上呢，一下子风呼的一下，就把我吹到底下去了。但是我背有背包，我拿着那个打狼棍，使劲把那个棍子按到地下，然后就跟着包抱着，那就云天黑地。
大风暴从下午三四点一直刮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刘雨田仅凭口中含着的一块苹果奇迹般熬过这场灾难。之后他又独自走在属于一个人的路上。刘雨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过，此后十几年，他不仅走万了万里长城，而且4次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徒步穿越“死亡地带”罗布泊，单人攀登珠穆朗玛峰,完成的探险项目达86个之多。其中生生死死的经历一直伴随着他孤独的脚步。
刘雨田：现在还活着我就不想死的事，谁都有那一天，都是那样的，你看我还没有成残废人，缺胳膊短腿的，你像走长城到蓟县，黑夜走路，一下就滚到山崖底下了，往下滚，那叫滚坡，那树扎人啊，把我的衣服都成条条了。就在那个蓟县，夜里走嘛。那个是万丈深渊，幸亏抓住这个割人的树，手上都是血了。
过准葛尔盆地，晚上走路一下跌进雪沟里头，一下把我弄到雪里头，赶快用那个打狼棍拄着，最后爬到山梁上，往那一坐，我就听到我那心脏，咚咚咚，我以为是有打夯的声音，快到有人了呀，或者是打夯机啊，或者是汽锤、工厂，我静静一听这才是自己的声音。
1989年，刘雨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演播室，他的一头长发却给在场的人出了一道难题。
刘雨田：白岩松说，刘先生，我们台长说了，这个节目很好，一定要做好。 好，那你就做吧，但是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什么？你说吧。他说能不能把你的头发剪掉？为什么？他说这是台里的规定。那就按规定办嘛，就别那什么。那时候刘欢啊还有那好多长头发都不准留的，还有人说，那是什么什么红头文件。这不行，那不做了，咱不做了。结果，最后那个白岩松出来以后有一个导语，由于刘雨田先生从昆仑山探险归来，还没来得及理发，就坐在了摄像机前。
其实对刘雨田来说，一头的长发完全不是形象上的刻意装扮，而是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朴素要求。
刘雨田： 我走塔克拉玛干穿越了死亡之海以后，回到城里一照镜子，一看，头发太长了。理理发吧，走到那个，那个时候神经上可能出了一点问题，没带钱，我一看回去拿钱吧，我一看那牌子上，是理一次发1块2毛钱，刚才我在路过大食堂的时候，想起每天打馒头就是一毛钱就一个馒头，1块2毛钱可以有12个馒头，你说吃饭重要还是什么重要，算了，不理了。
20多年独自行走，这足以改变人太多的东西，这种行走带给刘雨田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更带给他思想深处对生活的独到理解。
您一个人走，走那么多路寂寞吗？孤单吗？
刘雨田：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他还想寂寞的问题？也就是工作，我的工作就来不及让我思考这些城市的问题。只有回到城市才感觉到，哎呀，坐站不是，没有自己，那种孤独，那种感觉。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迈左脚还是迈右脚，一说就错，那种孤独感就，恐怕就…
41岁的刘雨田
当年刘雨田第一次踏上长城时刚好41岁，一路走到现在，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刘雨田脚下的路还在继续着，与以往不同的是，寂寞中多了一份心平气和。
刘雨田： 我现在还活着，这就是奇迹，真的，所以我面对一切，可以了，太好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了。而且我现在还能够坐下来写点书，留下点遗嘱，很轻松很愉快，我没想到我20多年一直走一直写，我不敢回头看，现在，翻翻过去的那个，让我内心挺感动的。
当年刘雨田是抱着爱国的信念去独自徒步万里长城。在今天的户外运动看来未免是过激的思想，但在刘雨田心里，这或许是他几十年来寂寞行走的另一种解读。
刘雨田：爱国这一词对我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一字重千斤。那个东西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觉得我爱国不会错。我觉得，是不是，对吧，爱自己的国土，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这方土地 ，跟爱爸爸妈妈一样的。
这很厚的一层砾石层，是什么力量带过来的呢，你看他有很多卵石都磨得很圆，所以这个一定是一条河带过来的，现在已经没有河了，现在的永定河在下面，这就说明这是一个老的河流。
杨联康，北京人，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专业。1981年，杨联康开始了他个人对黄河的徒步考察。
杨联康：我真正做的，不是冒险，而是黄河，我们的母亲河，是怎么形成的，黄河和我们民族的过去有什么关系，跟民族的现在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徒步是这个目的。
然而杨联康却想象不到，他的科学考察为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而且影响了一大批民间户外运动的奠基人物。
由于地质学科的特殊性使得它和户外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上世纪80年代初，如何解决交通、路线等问题成了早期民间户外运动和地质学科的共同话题。
双枪老太婆：想办法第一解决交通问题，先坐公共汽车，也没有那么多班车，特别少，一天只有一趟，或者隔一天才有一趟，剩下的路程，搭人家拉菜的大卡车坐在茄子中间，然后就是拖拉机，坐马车，坐驴车，牛车，什么都有，凡是想象得到的交通工具全部得用上。
而杨联康徒步考察黄河的计划要进行起来更是困难重重。这将跨越数个大省，交通工具的缺乏仅仅是次要的问题。
杨联康：我走的时候情况和现在是应该说是相当不同，一开始我从家里头也带了一部分钱，但是最主要的是全国粮票，当时如果没有全国粮票的话就走不了黄河全程。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证明信。这个证明信是比粮票还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我到黄河源头的时候，还受到了检查，当时公安局就弄不清楚我到黄河源头去做什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还是习惯着工人做工，农民种地，知识分子监守自己的岗位。杨联康只身一人来到黄河源头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当地公安部门的怀疑。
杨联康：当地的公安局长，后来是我的朋友了，他也听不太懂，他说你有什么证明，我说这样吧，你先想法看一看报纸。我要来考察黄河的事情，我们国家，包括人民日报啊光明日报啊很多报纸都已经登过了。这个我说你可以去看一看。
第二天，公安局长果然拿来一本杂志找到杨联康。
杨联康：他说这个是你吧，这里头确实写到了你要来考察黄河。但是考察黄河过去没有人从头到尾这么做过，这是需要证明的，我给你写个证明吧，他就用藏文给我写了一个证明，这证明怎么写的呢？就是说杨联康确实是地质部的科技人员，他要来考察黄河，限于黄河3公里范围之内考察，也就是说我往下考察的时候，只能在离黄河3公里的范围之内进行。
正是公安局长的一纸证明，让杨联康的考察计划一路都高挂上了绿灯。但这只是计划前提之一，和当时那些寂寞的穿越者一样，杨联康在徒步黄河的考察中，独自感悟着自然魅力，也独自面对着自然的考验。
杨联康：你比如说我在龙羊峡走，龙羊峡那里山很高，我要下到它的谷底，本来沿着沟下来的时候，就是很多的碎石，形成的碎石堆，往下走一步，碎石就跟着滑下来一步。然后一直下到谷底，如果再返上去，上一步碎石还是往下，这时候就是非常危险，这时候我心里就在想，我可是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最后才小心翼翼的又回到了山顶。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除去这样的危险，比如说我走在内蒙古，内蒙古正是冬天结冰，我沿这个冰要过河，过河的时候越接近河中心的时候，河中心有水，这冰越薄，一下子我人就掉到水里去了，当然我这人还是会游泳的，这时候我就赶紧想沿着冰再返回原路，返回的时候，没想到往上扒一下，这冰就碎一大边，这扒一下就碎一大边，这个时候也是四处没有人，所以我心里又在想，我这辈子可没干过坏事，我这辈子可没干过坏事，这样才小心翼翼的最后回到出发的岸上。
1982年 ，杨联康徒步考察完黄河全程，第二年，他又开始徒步考察长江。这些经历被无数的报刊杂志和电视媒体作为科学新闻相继报道出来。然尔这些报道在民间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眼里却透露着另外一个世界的丰富信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纷纷上门向杨联康请教，他们请教的除了科学知识，更多的是关于徒步行走中的路线，交通，风土人情等信息。
杨联康：我有两张照片，一张照片就是包括我们户外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这些奠基级的人，在我家里合影，这包括谁，包括重走长征路的罗开富，包括骑车沿着边疆万里行的于涓涓，包括骑车重走徐霞客之路的付宗科，包括骑车从黑河骑到三亚的王迈这些人都是我们国家户外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奠基一级的人物。
1985年，一名来自四川的年轻人也来到了杨联康的住处，他虚心的向杨联康请教了一大堆关于长江的诸多疑问。杨联康一一做了耐心答复。几天后，这个年轻人带着许多宝贵的信息,拜谢过杨联康后离开北京,返回四川。
时隔不久，从四川传来一则消息：西南交通大学教师尧茂书独自一人从长江源头漂流而下，不幸在金沙江地区遇难。当年去拜访杨联康的那个虚心的青年正是尧茂书。尧茂书遇难之后引发的是轰动全国的1986年长江漂流和1987年黄河漂流，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由此被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我要怒放的生命》第二集：英雄年代
1986年的8月11日，云南省境内的虎跳峡与平常格外不一样。李大放，几个月前他还是四川省德阳市的一名普通中学教师，但此时注视他的目光不再是学生的眼睛，而是陡峭的山路上观望的人群。他即将和另一名队员王岩漂流举世闻名的虎跳峡。
杨欣：虎跳峡是长江上最险的一个峡谷，你站在虎跳峡那儿你感觉地都在震动，你感觉发出的声音是从地狱里发出的声音。
何平：当时我们用了一条密封船装了一只狗进去，往下试漂。结果下来，密封船打烂了，狗也没有了。从上面漂下来一只死猪，放了一只猪下去，我们在下面把这只猪捞上来的时候，这猪身上的毛已经被剃得非常干净。一根木头下去，下去以后就看不见，然后突然从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能突然弹射出来一样，浮力把它弹射出来。而且那么粗的木头可以弹射到一定高度，你想它的冲击力……
虎跳峡是整个长江最为危险的水段。全长16公里的峡谷内分布着21个特大级险滩，总落差达208米。仅上虎跳落差就达12米，每平方冲下来的水压达到14吨，任何一个人下去都将会被压扁。而李大放和队员要漂流的正是布满凶险和死亡的上虎跳。
李大放：必须要做的更漂亮，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才有一个交代。尽管我自己心里边并不是为这个事情去，但是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还是要表现得像那么一回事。
李大放的这句话也许代表着许多队员的真实想法。原本是四川攀枝花钢铁厂会计的杨欣就是其中之一。早在1985年之前，爱好摄影的杨欣曾经2次去过虎跳峡。1986年，在论证会上，人们第一次通过杨欣拍摄的照片完整的看到虎跳峡。正因为这个缘故，杨欣得以进入了漂流队。
杨欣：我自己就是还有一点私心，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喜欢摄影，就想这个漂流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赶上了以后，他们在那里漂流，我拍几张，兴许能获奖，最后就抱着能够拍照片能够获奖的的心态跟他们走了。
1986年，四川地理学会和《四川日报》等新闻单位共同发起了长江科考漂流探险队，与此同时，7名北方大汉也组成的洛阳长江漂流队。他们漂流长江的起因都是源于一名叫尧茂书的青年首漂长江不幸遇难的英雄事迹。
尧茂书的三哥尧茂江，如今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那段往事是他生命中最为沉重却又最为自豪的记忆。
尧茂江： 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他尧茂书请假从娥眉找到我，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起到源头漂流一程。当时我心里还是没有准，我说家里面的娃娃还小，当时才三岁多四岁，刚刚上幼儿园。我爱人也在上班，不清楚这个事情，还得给家庭商量商量。我就说，我考虑考虑，这个时候他就很急。如果我们再不漂，美国人探险家肯。沃伦就要来漂长江了。无论如何，你即使不送我，我一个人也要到源头漂长江，结果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眼睛就湿润了
面对弟弟湿润的眼睛，尧茂江被深深的打动了。1985年5月9日，尧茂书和尧茂江两兄弟从成都启程，带着一大堆自费买来的器材，途经兰州、格尔木等地，历时半个月到达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
尧茂江： 还有到源头的那一天，他也是在冰川雪地里跑，然后睡到雪地里面，大声的喊姜古迪如，各拉丹东我来了。
6月20日，姚茂书的“龙的传人号”从长江源下水。尧茂书预计，从这里开始，用10 0天的时间漂流到上海。在陪同弟弟漂完300公里的沱沱河后，尧茂江由于单位假期将结束，不得不与弟弟在长江边深情话别。
尧茂江：他说，困难虽然很多，但是我还是要继续漂长江，无论多大的困难我都要漂，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漂过这个长江， 我一定争取胜利归来。说完这个话，他就把头扭过去。因为离开的时候是22日早上7、8点种，天不是很亮的时候，他很难过把头扭过去了，然后我和他洒泪而别。我也不晓得，这句话以后就成了永别。
就在尧茂江回到成都后的8月初，噩耗传来，尧茂书在漂流金沙江段时不幸遇难 。
在随后的各种媒体报道中，尧茂书逐渐被刻画成一个为国争光的形象，抢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成为尧茂书漂流的主要目的。这样的解读真实的折射出当时人们的心态。
姚遥：因为当时历史背景是这样，刚刚改革开发，取得一些成就，对外开发的门户，非常想迅速崛起的这种心态，在国民当中它实际有很大比重，因此借助这么一个事件，我们感觉到有一种为国增光这么一种事，里边赋予漂流探险以外很多附加的东西，老百姓反映出来的也是这个情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个性化初露端倪的年代，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将近10后，人们纷纷脱下全国流行的绿军装，在一个变革来临的敏感时期，人们在等待一个确定的答案，一个突破口。
李大放：内心真正的想法，就是想，要让自己的人生有这样一次不平凡的经历。人生就那么几十年，这一辈子要想不是那么太平淡的过去的话，总是想做点什么事情。我很小开始在这方面就有些想法，不知道是什么，但总觉得不想平平淡淡过去。
怀着这样的想法，李大放主动辞去了单位职务，毅然加入长江漂流探险队。杨欣也怀着他的摄影梦想踏上了漂流长江的征程。
1986年6月，两支中国漂流探险队纷纷抵达长江源头。随后，美国人肯•沃伦带领的漂流队也来到中国。于是一场以继承爱国主义传统为口号的活动，借助长江漂流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姚遥：长江源这段地区，大量的实际上，漂流探险的意味并不强，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野外生存的考验。尤其是你远离了现代的文明以后，进入了茫荒的时候，你感觉好象进入了时光隧道似的，退回去了，退到几千年几万年以前，没有一点文明的痕迹。我们在沿岸就没有看到任何人的文明的痕迹。在某一处，有一天刚发现牧民筑的围墙就惊喜万分，就觉得这儿有人来过。
1986年7月，三支漂流探险队相继进入金沙江水段。当初，杨欣是抱着拍摄获奖作品的想法去参加漂流。正是在漂流金沙江的过程中，杨欣通过自己的拍摄获得了长江漂流金奖。但拍摄过程中的惊险却是他不曾预料的。
杨欣：那天天气还不错，还是比较晴朗，然后我们划着船就出发了，我记得进入通天河以后船速比较快，想更快赶到玉树，大家心情都特别好。
和前些日子的漂流一样，杨欣和队友何平一前一后，分别乘坐两艘漂流船顺江而下。
杨欣：到中午的时候就老觉得平静的水太长了。心里面就有一点点发憷。然后我记得有个队员站起来，在船头张望。就突然发现前面的江不见了。
何平：刚刚转过弯就听到对面有枪响，就看到岸上有人在对我们挥手，意思是让我们赶快靠岸，但这时候我们已经进了主径，当时想靠岸，正好转过弯后就听到震耳欲聋的水声，就很响，这时候就看到前面有一片江面基本就是断了。看不到江面了，然后就看到底不断翻起一些白白的水花往外冒，声音很大，这时候我们就千方百计靠岸
杨欣：但是这个水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没有能力把船推到右岸了。当我们使出全身力气的时候，只能做最后的挣扎，使得我们的船没有撞到礁石上面，而是擦着礁石的边，一下，就下了那个陡坎。紧接着滔天的巨浪一个接一个压了过来，我在船里面我记得我当时睁开眼往上面看，感觉得周围都被浪包围了，天也变得很小，以为就要翻船。
杨欣：好在那个滩不是太长，经过一番水里的折腾以后，船没有翻，然后就冲出来了。那我第一次，紧接着我一靠岸以后，我马上拿出我的照相机，就赶在那个滩头，就在他们打枪的位置，立在悬崖上面等后面的船只。
何平：抢不进入这时候就进入了主径了，主径里头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只有面对这个跌水冲过去，这个时候才看见前面那个大的跌水，有4、5米高的大跌水，看那个浪卷起来，而且底下有很多大岩石，看着很多裸露的岩石就，这时候就感觉比较危险了。当时我们就想必翻无疑了。
何平：在下这个大跌水的时候，只好正面来了一个很大的卷皮浪，盖过来，盖过来以后实际上船就是骑着浪头下去。
杨欣：然后就把相机对准了，当时我记得那是80到200毫米的变焦，我把它推到200毫米，那是电动卷片的，很遗憾里面剩最后5张胶片，然后啪啪连按了5张。就正是这组片子使我获得了长江漂流的金奖，还奖励了我一台彩色电视机。
杨欣的幸运只是整个漂流过程中小的插曲。从长江源头下水开始，两支中国长江漂流探险队便陆续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翻船落水。
杨欣：在去之前觉得，真有这样一趟经历，就是死，也是死而无憾，可是，真到江边的时候，我真在这个漂流当中，我是怕得要命。漂流途中，每天睡在江边，听着哗啦啦的江水奔腾而下，常常都在想，第二天下去还能不能再上岸呢
1986年7月下旬，在漂流通伽峡的叶巴滩时，三名队员孔志毅，张军，杨洪林不幸遇难。
时隔不久，美国漂流队也在叶巴滩翻船遇险，虽无人员伤亡，美国队就此宣布放弃漂流。中国的漂流队此时已经别无选择，长江漂流所产生的影响早己远远超出了队员们当初的预料。
李大放：在云南那边有一个山区的小学教师，他带着班上的学生，是山村小学，带着他班上的学生，然后带了三天的干粮，那个时候媒体有报道，他们估计到我们要经过他们家乡的江边的时候，走到江边，就是为了看漂流队经过，老师大概认为这是对学生好的一次好的教育活动。确确实实是非常感人的。我们到江边的时候，老百姓夹道欢迎的时候，我们乘车不能前进，上岸的时候，船还没有靠岸的时候，老百姓他是站在水里边来拖你的船。尽管有当时政府的组织，还有军警在维持秩序。
何平：他们经常给我们打来一些电话，发来一些贺年片，就是明信片一样的。上面写的都是激励的语言，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一定要走下去，有的时候还给自己坚强自己走下去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说。骑到虎背上了就必须骑着，不能再下来
1986年8月，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探险漂流队和洛阳长江漂流队来到云南省境内的虎跳峡。面对这举世闻名的死亡峡谷，指挥部在虎跳峡边召开会议，会上最直白的话题就是虎跳峡漂还是不漂。
杨欣：我们漂流指挥部的领导，就召集我们主力漂流队员开会，而且不让记者参与，其他外人都不让参与。因为不要给大家增加一种心里的压力。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虎跳峡咱们漂还是不漂。大家都说肯定要漂，不漂我们没发交代，当时交通不方便，新闻没有今天那么方便，通信都不方便，在那个地方云集了40多个记者，一个只有一两个旅馆的地方云集了40多个记者。那么多摄影机对着你们的，你们能不漂吗。所以说选择漂。谁漂，当然第一个义不容辞的是我们队长王岩，该他漂，紧接着，至少两个人，有个伴，第二个人是谁？
这样的问题拷问着每一个队员，漂流虎跳峡就意味着拿生命去下注，用血肉之躯和大自然的狂暴做一次实力悬殊的赌博。
李大放：我一直都是这样想，我不漂，因为那下去肯定死人的，就是这样想的。那太危险。
杨欣：说实在的，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来我也举起了手，包括最后都举起了手，我漂，但是声音绝对没有那么激昂，声音都比较小，还是我漂吧，
李大放：临到后来想，已经不是考虑死不死人的问题，自己觉得无所谓，等到那个时候，你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全国有那么大的反响，那么多的支持，那么多的关注的时候，似乎你就必须要做得更漂亮，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才有一个交代。
经过慎重考虑，指挥部以点名的方式决定在上、中、下虎跳峡各派一艘两人的密封船漂流。李大放被选为和队长王岩漂上虎跳，杨欣则被选为漂流下虎跳的队员之一。
杨欣：其中就点到了我，当点到你的时候，心里面一阵的狂跳，害怕，毕竟你才23岁，人的生命刚刚走到23年，你面对的，就是说你只有百分之五十的的把握能活着回来，说白一点就是说，你做出了一个最危险的选择，兴许你再也回不来了。
1986年8月11日，长江漂流探险队开始了对虎跳峡的第一次冲击。当回忆当年的心情时，李大放用的最多、也是最不可思议的词就是：平静。
李大放：有很多人问起来的时候他们都不太相信，我们队友、随队的记者，在聊起这个事的时候都不太相信。你真的什么事情都不想，你真的在漂流的头天晚上能睡的着觉吗。这个人经过很反复的思想斗争以后，临到前几天想这个事情，而且决定去漂的时候，确实不是考虑死亡的问题。这个事情反正要做，很平静的对待，包括进仓，包括我就在船要进入虎跳峡，那个船在剧烈的颠簸，听到外面震耳欲聋的涛声的时候，心里边其实都是非常平静。真正到那一战非打不可的时候，你不会去考虑其他的问题，那真的，那真的非常平静。
密封船
我们在密封船里面，里面绑着两个氧气轮胎，然后还有几只手电筒，还有步话机，步话机就传来指挥部告诉我们距离上虎跳有多少米，100米、 80米、 50米，这么报的时候，自己都非常平静
等到我们的船直立起来的时候，我们马上要下那个虎跳石大跌水的时候，我还跟队长开玩笑，我说我们马上就进地狱了。
一落下去，只听到“嘣”的一声巨响，
接着我们的船就剧烈的翻腾起来，那个翻腾就像在洗衣机里绞我们一样。剧烈的翻滚。人在里面就随着这个船体翻腾，当时都没有其他任何的感觉。
等到船也不翻腾不颠簸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成功的过去了。过了上虎跳
但是杨欣漂流下虎跳的感受却与李大放截然不同，正是这种不同才让旁观者深刻理解李大放所感受平静的含义。
杨欣：宣布以后，过几天就得漂流，那几天确实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就是心里边很矛盾，自己在挣扎。
我记得我上那密封船的时候，心里边确实在狂跳啊，因为你不是走进密封船，你感觉是在走进一个棺材。兴许你钻进去以后，给你盖上以后，你再也出不来了。但是你还是大气凛然，走去的时候还是给大家挥手，面带微笑，感觉藐视虎跳峡 ，我一定会漂过去，有可能我当时也记不住喊了一些激情的口号，然后钻进入了。
钻进去以后，你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进都进来了，是死是活你已经不能左右了。听天由命吧，反而平静下来了。
然后你在江里边翻滚，那的大的浪，还有礁石，冲撞啊。密封船不是绝对的密封，你想就是盖盖上以后，拿绳子绑一下，在翻滚的过程中，水就往船里边涌，有可能把仓门打坏。然后大量的水就涌进来了。你坐在里边就像洗衣缸一样，在被不断的搅拌。
当船慢慢趋于平静的时候，当我们的救援船上来的时候，他把你拽到岸上去，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的时候，那种兴奋，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那种兴奋，当时我记得打开仓门，我第一个伸出去的可能还不是手，是脚伸出去的还是怎么伸出去的，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只是说一种激动，你想一个人从死亡的边缘滑过，是什么一种感受。
真是觉得活着多好，以至于对我后来的影响，包括也有人问我，你做可可西里，做长江源保护，做野生动物保护，做民间组织，那么艰难，你想到过放弃没有？我就说，再难，不管这个事情再难，有一点，至少你还活着，可能也是得于我那个时候的经历。活着多好，活着什么事情不能做？有什么事情想不通的？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
李大放和杨欣是幸运，他们都与死神擦身而过，但是他们的幸运并不代表整个漂流队的幸运。中国的两支漂流队在先后完成对虎跳峡的全部漂流、以及之后老君滩的漂流中，相继有4人在用密封仓强行漂流险滩的过程中不幸遇难。可歌可泣的壮举为长漂厚厚的涂抹上悲壮而肃穆的色彩。
1986年11月，中国长江科考漂流探险队和中国洛阳长江漂流队同时抵达长江入海口，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程漂流长江的壮举。1987年，由三支队伍组成的黄河漂流队用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黄河的全程漂流。长漂和黄漂的出现为中国民间户外运动掀起了一个今天依然难以超越的高潮，也为之后的中国民间户外运动播撒下遍布全国的种子。
《我要怒放的生命》第三集：户外根据地
这里是北京的驴友们熟悉的一个户外根据地。每个周末总会有一些从未谋面的驴友集聚在这里。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大家开始默契的装载登山物资、上车入座，准备开始他们在户外网站上计划好的某个户外活动。
请问你知道20年多年前，玩户是怎么玩的吗
20多年以前，就像老乡一样，穿着黄胶鞋，背着一个蛇皮袋，就上山了。
你被问我，别问我，你要问他们。
不知道。
20年以前，估计是穿着草鞋，背着麻袋，玩户外的。
在20年前，民间户外运动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人而言，还是过于陌生和超前。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户外运动必要的装备和知识都很难获取。整个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如同一支隐秘的地下游击队，每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就是一个游击战士，他们坚持着战斗的同时，也在渴望着一块属于自己的户外根据地，渴望着更多的战友和装备补给。
资深驴友“双枪老太婆”：那个时候我就是特别希望自己有一身好的装备，于是我就开始努力了，我就到处去买啊，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什么装备店。记得特别清楚，买了一双双星牌运动鞋，22块钱。我就觉得太舒服了，就像宝贝一样，非登山不肯拿出来，因为登山特别费衣服，就买了特别结实的衣服，就买了一条条绒的裤子，结实啊！穿上条绒的裤子，双星牌运动鞋，一双尼龙的袜子，然后买一点布的衬衫，我记得特别清楚，兜比较多的，12块钱。然后背上一个小布包，那是我在街上能够买到的唯一的帆布的双肩背包，那会是我们队里装备比较好的人了。
张恒：我88年的暑假，70几块钱，买一个很破的自行车，很旧的自行车，从西安骑到洛阳，骑了大概10天。
张恒是北京地区某知名户外店总经理。但在十几年前，张恒还是一个不知户外用品为何物的学生。1992年的暑假，张恒去新疆看望师母，同时也做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独自横穿沙漠。
张恒：我从地图上计算了一下距离，大概10天就可以走到。背着军包，让我那师母蒸了一大锅花卷，然后自己装了一大瓶水，大概有10公斤，这样装了20多个花卷，然后装了10几公斤水，准备点小东小西的，就上路啦，走啦。连帐篷都没有，睡袋都没有，我就走了。
在自然界残酷的环境目前，任何的豪情壮志都成为一种笑话。在独自行走到第二天时，张恒的心态已经开始急剧的下跌了
张恒：那个沙漠真的是茫茫无边的，上一个沙丘再下去，上一个沙丘再下去，你就向远处一看，就感觉你眼睛能见到距离，20天都走不完。就是这种感觉，而且中午的时候沙地特别热，我穿的一双球鞋，运动鞋， 隔着鞋底烫脚，我感觉地面温度有60度，就是烫脚。到第3天的上午水已经不够了，就快没水了。我说再这样走下去完蛋了，很危险，就决定往回走。
但这样的决定已经太迟了。在往回走的第四天，张恒已经是半昏迷状态，生命的一大半被握在了死神的手里。
张恒：走到第4天的中午，人就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好象没有太多知觉了。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你要是这样睡下去，可能这人就一直睡过去了，人就是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但是还是咬咬牙，再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求生欲望，张恒坚持走到了下午3点，幸运的是一位在沙漠边缘放羊的牧人发现了他。
张恒：远远的看见一个牧民，在放羊。我就冲他吆喝一声，他看到我也挺吃惊的，因为牧民带很多水和馕，进到沙漠边缘，他们放羊往往好几天才回去。看怎么从这里边走出个人影来，然后冲我跑过来，然后我指着他背上，背了一个大的水桶，特别多，我估计那水有30公斤，够他喝很多天的，他也明白，然后就给我倒了一碗水，哎哟，这碗水，这一生喝过的最好的水。
1995，张恒大学毕业，在计算机热潮中他借来20多万块钱办起了一个计算机公司。但一年后公司倒闭，这给雄心勃发的张恒当头一棒。
张恒：当时欠了不少钱，将近20万元的债务，压力挺大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背着包，到青海西藏去，一方面想舒缓压力，另一方面就是想，下一步干什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点回归自己内心，就是真正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做户外（用品销售）。
1997年的一天，张恒在布达拉宫广场上撑起了一顶旧帐篷，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在的雪域高原开始等待着他第一笔生意。
张恒：结果刚撑出来有10分钟，一个老太太就来了，带着她孙女，上来就说，你这帐篷是不是卖的，我说是，就给买了，她说一直想买一个帐篷，带着她孙女到山上玩儿去，300块钱给卖掉了，后来睡袋也给卖掉了，我也忘了多少钱了。
１９９７年８月，张恒回到北京。在一个胡同的平房里，他经营起自己的第一个户外用品店。这家不起眼的户外店夹杂在北京最早的户外店行列中，开始粗略的为户外运动爱好者们勾勒出了一个模糊的根据地。
张恒：最初开店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户外，因为我第一个店就开在胡同里，经常来一些老头老太太甚至手中提着菜篮子问，小伙子，你这店卖什么呀？不了解。
双枪老太婆：我第一次看到装备店的时候，我转了半天，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后来老板说是登山的。后来我就想，我就爬山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途嘛，和我脑子里想象的准备差别非常大的。最后我明白了之后，我从那儿买了平生第一双登山鞋，当时我花了差不多500块钱，意大利的，简直是宝贝呀，那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户外一词也随着汹涌的经济大潮登上了中国的土地。在铺天盖地的下海经商热潮中，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依然是不被重视的对象。张恒所开的户外小店也在尴尬处境中勉强维持着基本生存。
有问题？
张恒：没有顾客，没有销售，就租一板车，从邻居那花5块钱，每天5块钱，租那个大板车，就那个三轮车，把东西拉上，去各个高校展销，去社区展销，去过首都机场家属院，国防大学家属院，北大，清华，人大，我都去过，说白了就是摆地摊，就是这种方式，给人交一天，少的20块钱，多的50块钱，这是摊位费。然后在那里摆地摊，通过这种方式逐步的让有一些销售来维持生存。
1998年的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张恒组织了一次户外活动，正是这次活动为张恒的户外用品店迎来了巨大的转机，也为户外运动爱好者们挖掘出一个崭新的根据地。
张恒：98年的10月份，组织活动，组织俱乐部活动，当时有顾客就跟我说了，叫我老笨，我网名叫老苯，说我们在你这里买了帐篷，买了背包了，没机会用啊。这话就提醒我，然后9月份我就写了一个活动计划，98年的9月份到司马台长城野营。那是三夫俱乐部的第一次活动，去了26个人，玩得很开心，现在野长城不让野营了，保护长城嘛。当时没有。我们在司马台长城野营篝火，唱歌非常开心。
打那以后，就每周都推活动。有的能成型，有的就成型不了。有时候没人报名就成型不了了。但凡有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八个人都去。人多了就收一定的费用，人少了就AA制，坐公交车去。用这种方式一直坚持到现在。
很多人正是通过参加三夫的活动，喜欢上了户外运动，最后成为户外运动发烧友。随着活动的增多，三夫成为众多驴友的根据地之一。而这种半AA制的活动也逐渐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都尽相效仿的三夫模式。
就在三夫不断发展的同时，另一个影响中国民间户外运动的绿野模式也异军突起。绿野模式的核心，就是依赖网络的纯AA制自助模式。网络的“零”成本决定了绿野的活动可以长期建立在纯自助的基础上。在绿野，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称绿野人，一切活动依照绿野公约；绿野有自己的志愿工作者，负责维护网络和担任版主。 绿野的出现为全国其他地区的户外活动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样板。
与此同时，类似的户外运动网站在全国各地也纷纷出现，这些无形的网络平台成为驴友们最熟悉的户外根据地之一。
就在这些虚拟的网络根据地不断壮大的同时，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一些实实在在的根据地也随着中国民间户外运动的发展开始大量的涌现出来，国际青年旅馆，这个新鲜的名词开始进入中国驴友们的生活。
赵伟： 这个就是说专门为我们区别对待客人做的一个牌子，我们只接待自助游客，自己拉杆箱子，穿着西装的来了我们就不接待，这当年还有一个故事，我们在刚开业的时候，有一个穿西装的来住宿，然后我们就不接待他。结果他打工商局电话，罚了我们500块钱。后来我们就专门做了一个牌子，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地方只针对自助游客开的一个旅馆。
如今，赵伟和他的龙堂国际青年旅馆在成都已经是颇有名气，但是在10年前，赵伟还不知道有自助旅行这一词。
１９９７年，英语专业的赵伟毕业后进入一家旅行社，工作当中自然接触了不少外国游客。
赵伟：首先是在旅行社工作，就是一个天天和老外打交道的工作。来了这帮老外特别有意思，经常看到他们背着一个很大的包，穿的鞋也很大，很破很旧的感觉，但是就不明白，为什么老外都是这样的，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外都是这样子的。
赵伟：老外就经常带着我出去，先是走一些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慢慢的，最重要的一次是跟着老外去北部松潘骑马，一下去了10几天。后来就对自助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们都是最经济最便宜的办法，当时我记得去松潘的汽车票是20多块钱，来回5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住最便宜的旅馆，10块钱一张床，然后我们就去爬雪宝顶。97年的时候，我的装备，衣服，鞋，包，都是老外送给我的。
在赵伟习惯的工作中，所有的活动步骤都是提前安排，每一次旅行的时间、地点、内容都非常精确，但这次和外国人的自助旅行却和他日常的工作截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式给他精神上带来了前所未有过的触动。
赵伟：别人没办法左右你，你自己完全可以掌控你自己想在哪个地方呆多久，怎么玩，走路，坐船也好，或者说搭车也好，骑马也好，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从此以后，赵伟越来越多的接触这样的自助旅行活动，并且尽量有时间就去参加。到２０００年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自己在成都开一家专门针对自助游客的旅馆。
赵伟：我当年找这个房子的时候，骑自行车花了9个月来找这个房子，就找到这条街上，我觉得这条街很有意思，因为在市中心的胡同里，我骑着自行车走过这条小胡同的时候，就感觉，时光在倒流，就觉得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小院子来建自己的旅馆。
在２０００年前后，和北京、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较，成都的民间户外运动发展得还不是特别的快速。即使这里曾经经历了８０年代长江漂流探险的户外启蒙，但是影响只是一部分人，更多的老百姓对诸如青年旅馆还是持观望的态度。
赵伟：当时我们开店以后呢，有一些老外的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通过口碑这样宣传过来了。来了以后，邻居看见了以后就觉得，这小伙子挺有意思的哈，什么地方你找那么多老外来住店，然后他们就觉得很稀奇。每天都在门口晃来晃去，想看这帮老外在里边干嘛。总觉得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在旁人眼里。
在开店之初，龙堂青年旅馆的客源主要是以外国的背包客为主。2000后，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参与者在的不断增多，龙堂青年旅馆的客源有了明显的变化。
赵伟：当时来说，02年我们刚开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客源90%是外国人，10%是中国人，到现在30%是中国人70%是（外国人）。我相信越往以后走，咱们中国自住游客会越来越多。
不知道来中国自助游的有多少，因为我当年开店的时候，我觉得人不是太多，但是我知道有。所以这个店并不是单纯为外国人开的或者为中国人开的，我觉得就是为天下热爱自助游的这些朋友开的。
和龙堂的故事相比，严欢和她的梦之旅青年旅馆则显得十分本土化：一个学生时代的简单想法，成就了这家青年旅馆的诞生，而那时的严欢同样不懂什么是户外。
严欢：一次出去，跟同学一起出去，当时同学比较多有20多个人，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青年旅馆的一个概念，这么多人玩得很好，要是住宾馆，两个人一间，多麻烦啊。聊得很晚的话，要是出去的话，要是有一个像寝室一样的房间供大家住那该有多好啊，想聊多晚就聊到多晚。
其实这个最简单的想法与国际青年旅馆的风格不谋而合。但在当时的中国，民间的户外运动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在西方国家盛行的青年旅馆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一个陌生名词。
后来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一个朋友说，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叫青年旅馆。
严欢：哪个时候青年旅馆在中国都不是很多的。我们这个旅馆是在03年开始的嘛，很多同学我给他们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有很多的考虑。说青年旅馆是不是黑店啊，这么多人住在一起
办事果断的严欢却不为这些看法所左右，开青年旅馆的念头从一诞生就在她心里开始不可遏抑。用严欢的话说，她是突发奇想就开了一个青年旅馆。
严欢：其实开始做这个的时候呢，觉得应该说是很简单的。没想到就是说，我们当时是分了很多的人，同学都帮着跑，成都差不多可以说是跑遍了。
严欢：后来房子确定了以后呢，就开始要装修了。整体的一个布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想要给旅行的客人留一个什么样印象，这一点我觉得是最最复杂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人家不一定会这样子想，而且就拿青年旅馆来说，感觉要布置的像家一样的，很多人对家的概念非常广泛，什么样的才像，你要怎么样做才能给人家一个像家的感觉，给人感觉很舒适，来了以后就很放松的感觉。
严欢：在学校里面寝室里觉得很舒服，就是说，能不能做一个寝室这样子的，因为毕业以后你不可能睡上下铺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就是想到说，可能我们青年旅馆朝这个方向走的话，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体验，另一方面，让他们追忆一下大学时候的快乐时光。
也许是严欢当初对生活的自由追求正好契合了自助旅游的风格，梦之旅青年旅店在走着自己本土化的道路的同时又与国际青年旅店的一惯风格合拍。但是新的旅馆建成后新的问题又来了，谁来住店呢？
严欢：我们完全没有想客源从那里来，开了以后才想，客源从那里来，我怎么样招揽生意，怎么样吸引更多的客人。
在朋友的帮助下，严欢为自己的青年旅馆建立了一个宣传网站。通过网络宣传，更是本着她当初要开一个像寝室一样的旅馆的初衷，客源逐渐了有改善。
严欢：我们这里的店员给人的感觉，不是把你当成客人，来这里住店，其他事情跟我们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保持一个宗旨，就是来到我们店里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有什么需要你都要接近全力的去帮助他们，要保持这样一个心态。很多人到这里来，根本就不觉得你是老板你是员工，我来这里是花钱怎么怎么样，他很愿意到这里来，觉得很舒服。
随着生意的慢慢好转，严欢越来越多的接触到来旅店背包住宿的驴友，交往过程中自然也被驴友的生活所感染，以至于最后她也加入了驴友的行列当中。
严欢：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背着包跟着他们去了。当时就是记得去那个巴郎，那个时候垭口那个的地方应该是4000多米吧。以前我就是连徒步都没有过的，没有那么辛苦，没有背着大包出去过。特别兴奋，山上以后，特别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家说上了四千多米不要跑啊，会缺氧嘛。那时太兴奋了，根本顾不了那么多，在山上下了车以后就在山上跑啊，看见云海，觉得太漂亮了，真的有种冲动想躺上去的感觉。
青年旅馆里，来自四面八方的驴友们在留言簿写下的各种留言，做特技，配音乐结尾。
《我要怒放的生命》第四集：山永远在那里
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记录的是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漂流黄河中的一个片段。刘国强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但这样的片段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段精彩的历史，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伤痛。就在这段影像拍摄之后几个月，有的人在黄河的波涛中永远告别了队友。
刘国强：终究大家一起上的源头，大家一起漂的，而他却永远留在那儿了。
1987年 ，由三支队伍组成的中国黄河漂流队开始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黄河的全程漂流。但在2个月后，在漂流拉迦峡的过程中5名队员翻船落水，雷健生等4人不幸遇难。在紧接着的第二天。刘国强和另一名队员改用密封船再次从拉迦峡下水，在强行漂流这个险滩的过程中，刘国强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刘国强：当时我们从密封船上下来的时候，因为密封船长距离漂的时候，人在里面受不了，仓盖必须要打开，在平水的地方打开仓盖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翻的船，而且看到岸上他们的尸体，但是没办法，只能是看着过去了。
1987年6月27日，雷建生等四人的追悼大会在青海省西宁市隆重举行。然而刘国强想象不到的是，在第9天后，还在追悼会上悲痛悼念过队员的杨浩也不幸在漂流中遇难。几天后，杨浩的追悼大会也在青海省西宁市、他曾经悼念过自己队友的地方进行。
刘国强：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一帮朋友，就是过去漂流的朋友，在一起吃饭，其中坐着一个20几岁的女孩，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她是谁，也没有注意，只知道有这么一女孩。后来当有人告诉我，说这女孩是雷健生的女儿，当时我站起来了，真不知道怎么去跟这女孩去打招呼，健生遇难的时候，这个女孩才3岁，20年过去了，过去的小孩现在已经成大人了。
其实这样沉痛的记忆不仅仅是刘国强一个人的伤痛，而这样的悲剧也不仅仅发生在黄河漂流中。在黄河漂流之前1986年，雷健生等人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长江漂流中。在长江漂流最危险的虎跳峡，正是雷健生和队友首当其冲用密封船强行漂流上虎跳。在这个死亡峡谷中，雷健生和队员与死亡擦肩而过。但是在漂流中虎跳、下虎跳，以及金沙江的老君滩的过程中，相继有7名队员被死亡留在了咆哮的江水中。
在整个长江漂流和黄河漂流中，总共有17名勇士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山永远在那里，长江、黄河依然在奔腾不息，而那些年轻的生命却只有一次。漂流探险给人们留下一个英雄年代，也给反思户外活动的安全留下一个凝重话题。
漂流探险本身是一项危险系数极高的户外活动。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正处于萌芽阶段，人们对探险活动的了解还停留在表层。尽管事先预料到漂流的危险，但这种预料还是大大低估了户外活动的风险。
李大放：对漂长江有多陷不知道，可能觉得要死人，但是哪个时候那种烂漫的激情已经是压过的对危险的恐惧。而且在家里面想的危险，没有切身体会。
何平：实际上当时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参加漂流实际上很偶然的机会。也是一种随意，实际上本身本意上想，如果能参加这样一次，从长江源头走到长江入海口，把整个中国从西到东走一个遍，可以见多少东西，看多少东西，可以学到多少东西。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一个经历，也是一种 换句话就是很好玩儿的一个过程。
在这样的心态下，一群满怀激情和梦想的年轻人踏上了充满凶险的漂流探险旅程。在1986年组建的长江漂流队伍中，曾经真正从事过漂流探险活动的人寥寥无几。
杨欣：我第一次下水的时候，不瞒你说，就以前的公园里划过船。当给我个橡皮船在划的时候，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划，在划的过程中那个船老是打转，为了掩饰我自己的失误或者是这方面的不足，一打转我就回头给大家招招手，给人的感觉好象是故意打个转过来给大家招手，挥手一样。
长江曾经被国外的专业漂流组织排在世界十大漂流探险的第二位，长江漂流的凶险由此可想而知。而1986年，由于不能正确估计长江漂流的危险，中国的漂流队几乎是用业余的漂流器材进行漂流探险。
杨欣：当时装备应该说是很落后的，就是橡皮船，那个橡皮船也称为胶布船，就是一层尼龙层的布，上面涂上橡胶，然后把它粘起来就成为一个船，后来他们比较过我们的船和当时中美漂流探险队美国用的专业漂流船，两个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的船拿一个稍微尖的钢笔，一扎就可以把船捅破，但他们那个船，一般的匕首，钝一点的匕首都扎不破。
1985年，正是中美联合漂流队队长肯。沃伦宣布将漂流长江，这才促使了1986年中国人的长江漂流。而1987年的黄河漂流也同样如此。
刘国强：有传说有一支外国漂流对要对黄河探险漂流，世界上未漂的就黄河没有漂了，黄河都称为母亲和，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应该是她的儿女，作为当司我们年轻，血气风格的时候，心理很不平衡，这种东西，一定需要我们自己先去飘完。
1986年，长江漂流的勇士们打出了这样的口号：
漂流队员孔志毅：一定要为我们中国人民争光，让长江的历史由我们中国人来写下去，而且我认为长江漂流，也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一笔遗产，应该由我们中国人来继承。
1987年，黄河漂流的勇士们打出的几乎也是相同的口号。
刘国强：我们当时对外打出的口号就是征服黄河巨龙，振奋民族精神。
在长江和黄河的源头，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高呼着征服自然和为国争光的口号，一段可歌可泣的漂流探险就此拉开了序幕。
1986年7月中国的长江漂流队和美国人带领的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先后进入金沙江。在叶巴滩，两只队伍相继翻船，中国队3名队员遇难。美国队虽无人员伤亡，但是当即做出停止漂流的决定。美国队队长肯。沃伦这样总结说：现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光靠勇气，毅力，技术是不够的，还要好好地了解她、认识她。而中国的两支队伍即使遭受了人员重大伤亡，依然选择了继续向下漂流。
杨欣：宣传，你们在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你们是勇士，确确实十，在哪个特殊的年代，那时侯刚改革开发开始的时间不长，而且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很多的英雄主义，包括黄激光，董存瑞，包括祖国。有一种民族的情节祖国的情节，哪怕你心里面在发颤，但是你所表现出来的是大气凛然去面对，
金沙江是长江最危险的地段，按照漂流的国际惯例，当遇到人力所不能及的险滩时，人在岸边沿水牵船，只要人和船都不离开水，也算是漂流而过。但是继续向下的队伍却对漂流长江有着主观的理解，认为漂流就意味着要一寸不拉的漂流过每一寸的水段。
李大放：那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想法。在现在看来都是不一定的，就认为江河探险就一定是要一寸不拉的漂完。后来我们才了解，人是应该要顺应自然的，绝对不是征服，我们当年讲的是征服，绝对不是征服，真正人力不可抗拒的那种环境那是可以放弃的。当时我们当年是变成了爱国主义的行动，你不能放弃。包括哪怕虎跳峡，就是说它是刀山火海你也得下去，是地狱是油锅，你也得下去。我们队长都讲了，他说这就是地狱，这就是油锅。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漂流队员们即使面对自然的天险，仍然用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大自然做搏斗。在长江和黄河的许多人力所不能对抗的险滩，队员们义无返顾的选择了漂。当与死亡反复对视，必然要有一个最终结果时，这群年轻人选择的是用无畏的勇气去捍卫生命的尊严。
杨欣：当时就是凭想象我们造了一艘密封船，被称之为“中华勇士号”，那个船造了，来了，放在那儿、摆在那儿了。它等于就是说一层层胶布贴出来的船，中间是空的，像气柱一样，然后把气柱垒起来，大大小小垒起来。开始小，慢慢的大，最后再小，就像一个飞碟一样，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它有一道门，这门很小，人能钻进去，之后再把它封上，周围再绑上几十个轮胎，汽车轮胎，增加它的浮力，再把你扔到那个河里边去，扔到那个江里边去。让它到虎跳峡的礁石和激流中去撞击。人就在里边呆着。
姚遥：但当时过的办法不是很太规范，就我们用现在的角度讲，它不是那种正规的漂流。采用的是密封船的办法，但是密封船也有被打穿的情况。所以进去也是一种未知，它应该有很大的勇气你才敢进去。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你只要进了那个密封船。在这一点上，这些队员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这种精神头，我们现在看来还是感觉到很令人钦佩的。
此时的漂流活动早已超出了漂流探险本身所赋予的含义，更多的是用一种几乎极端的手段来考验人的勇气和胆量。当一曲悲壮的赞歌在长江上空回荡着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同时，许多年轻生命消失在自然的狂暴里。
杨欣：在整个长江漂流过程中，总共牺牲了十个人。一个是死在被石头砸死的，一个人是高山反应生病死的，还有一个人是普通的船翻船死的，剩下的七个人全部死在密封仓里。
一年后的黄河漂流中，这样悲壮的情节继续被上演。就在雷健生等四人遇难后的第二天，刘国强和另一名队友，再次用密封船冲击拉加峡，幸运的是他们从死亡手里逃过了一劫。
1987年，随着黄河漂流连续出现的重大伤亡事故，一些质疑漂流意义的声音开始出现。随后有关部门对黄漂提出了不支持不宣传不接待的口号。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队员们漂流到入海口的步伐，
刘国强：当时我们是豁出去了，不管什么困难，不管什么压力，当时我们就想，最后没有船，我们把车拆开以后，用车内带拼成船，也要漂到山东入海口。
此时漂流探险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在黄河源头高呼的为国争光，它同样承载着一群血性男儿的对生命响亮的承诺，承载着他们对曾经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们特殊的祭奠。
刘国强：我要对得起我们这几个出事，遇难的哥们儿，我要把事作完了，也是为了自己的自尊，把事儿做完了，必须做完。当时我就想，我是一个男人，我男人对得起我男人这个称号。
1987年9月，黄河漂流队终于从源头划进了大海，队员们划船将牺牲队友的骨灰撒进黄河入海口。混合和着特殊年代的躁动和对精神价值的不懈追求，一段悲壮的历史就这样画上就了一个一言尽难的句号。
怀念队友
在黄河漂流之后，国家紧急叫停了全国所有的漂流探险项目。中国的漂流事业从一个顶峰陡然沉寂了下来。与此同时，中国的民间户外运动在其他的领域却未尝停歇。各种徒步探险，登山，滑雪，攀岩，探洞，潜水等户外运动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逐渐的扩大着它们的影响。但户外活动的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漂流探险中，在永远矗立着的山的面前，人的生命都是脆弱的。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今天，户外事故就未曾间断。
……
1992年，4名探险者在太白山遇难
1994年，2名登山者在阿尼玛卿雪山遇难
……
1998年，昆明市三名中学生在轿子雪山遇难
2000年，5名登山者在青海省玉珠峰遇难
2002年，“北大山鹰社”5名学生在希夏邦马峰遇难
……
2004年，新疆特大漂流事故7人死亡，5人失踪
2005年，三名德阳山友攀登康定田海子山遇难
2006年，北京驴友结伴穿越库布其沙漠，一人遇难
……
在不久前的2007年3月，一队结伴的自助游队伍穿越北京地区的灵山，网名“夏子”的队友不幸遇难。就在事发当天，曾经经历过黄河漂流生离死别的刘国强也正好和另一队山友在灵山进行穿越活动。他们的队伍甚至和出事的队伍直线距离不到6公里。
刘国强：当时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在中途黄草梁的平台上，曾经两个队是在一起的，相遇的，都在一起休息，他们的装备很简单，都是一件冲锋衣，当时我看了，有的冲锋衣里面连抓绒衣都没有。就是一个单纯的冲锋衣。试想在零下20几度的气温下，而且当时的风力，因为当时我们扎营的地方，当时的风速就能感觉到绝对不低于6级逆风。我们是在山下，山上的风可想而知，到什么程度。
简单的相遇后，两支队伍又按照各自的计划线继续前进。刘国强所在的队走的是强度较底的路线，夏子所在的队选择的是强度更大的穿越灵山最高峰。简单的装备和大强度的路线为整个队伍的行动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刘国强：当时天气很恶劣，可以说是，这么多年在北京我遇到的最恶劣的一次天气，不管是我自己出去还是结伴出去，遇到的最恶劣的一次天气。晚上风很大，气温很低。虽然说已经是3月份了，但是那个地方它终究是北京海拔最高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在我们到的前2天好像是刚下了一场大雪。在路上我们就感觉到了，有的地方雪深就是已经齐腰了。
就在当天晚上，在大风和积雪里穿越灵山最高峰的过程中，夏子不幸遇难身亡。
刘国强：第二天，作为这个当时在周遍扎营的队里边，我是第一个上去的。大概距“夏子”遇难的地方应该有2、3公里吧，碰到民工抬着“老鼠”（与夏子同行的网友）下来，因为第二天嘛民工先上去，他们上的早，下来那时候我才知道夏子在上面出事了。
20年前的黄河漂流使刘国强经历了常人所不能经历的生离死别，也给他生命中埋下最沉重的伤痛。但是在20年后，在一次危险程度远不能和当年的漂流相提并论的户外活动中，这样的伤痛却再一次突然降临，促不及防的击中他内心最脆弱的部分。20年前，刘国强和队员高呼着征服黄河巨龙的口号开始了对黄河漂流探险，为此刘国强身边的7名队友永远留在了黄河。而如今类似的悲剧依然在自己身边发生。当刘国强再度回首那段往事，感悟发人深省。
刘国强：太博大了，而且黄河呢，真的很多时候是真的感觉是中国人的一种性格，不可欺，不可辱，不准许有任何东西去玷污她，但是她又很包容，能容忍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从上游下来，她就容忍了她的孩子在她身上的这种嬉戏。
从长江、黄河漂流到今天流行的各种户外活动，刘国强的经历如同中国民间户外运动历史的一个缩影。20年过去了，长江黄河漂流所延续下来的非理性内容却并不像个人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走向成熟。事故的不断发生在警醒着人们：山永远在那里，生命却中有一次，走向户外仅仅靠一腔热情是完全不够的。
刘国强：你要想走，想户外玩户外，你要了解户外，你想成为驴的话，你要知道，我要成为什么样的驴，任何东西不能跟自己脚劲。
刘国强：在户外，人征服的是自己的体能和意志。自然永远是征服不了的，人必须报着一种平和的心态，走向自然，享受自然赐予人们的美丽。
《我要怒放的生命》第五集：天下“驴友”是一家
小五台是河北省境内的最高峰，这座庞大的山系，因为五个最高的山峰为地理坐标而得名。如果你爱他，带他去小五台。如果你恨他，也带他去小五台。————这是流传在北京地区驴友中的一句话。这里是户外运动者的天堂，一年四季都会有众多的驴友幕名而来，在这里收获登山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2005年的元旦，小五台已经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也像往常一样，从山里平安归来的驴友们纷纷在他们熟悉的 网站上发一个平安帖，顺便说几句这次出行的喜悦和快乐。
但在一月3日中午时分，一个新帖子彻底打乱了这里的平静：一支15人的队伍没有按照2天活动的计划出山，直到第3天晚上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小五台此时已经是冬季，即使在白天的温度也在零下20度左右，夜晚则会接近零下30度。在这样的气温下活动是许多老驴都有深刻体会的。
大夫：我进帐篷脱鞋在帐篷外边，进去也就一分钟，出来脚就穿不进鞋了。全被冻住了，然后晚上饿了以后，摸着背包里的东西，水果，苹果这些，刀都砍不动，葡萄干拿出来也要放 嘴里老半天才能咬的动。就这样的一个环境。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那支队伍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双枪老太婆是驴友圈子里颇有影响力的老驴，她接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映就是救人。
双枪老太婆：有些事情，它的性质不容你思考，举一个不贴切的例子，就像手摸烧红的铁块，你第一个本能的反映就是赶紧缩回来，或者放在自来水底下冲，这个时候疼得你来不及想为什么，你只能事后去想。这个虽然疼的不是我，那些山友困在山里头，很痛苦，这个人要相救，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问为什么的。
大夫：户外这个圈子里头大家都没有去考虑成本的问题，就是说出了事就应该去帮助他，就像我出了事也会有人来帮助我一样。
小五台地处河北省境内，距离北京至少是4个小时的车程。在元旦休假的最后一天，许多驴友都已经回到北京，准备第二天的正常工作。还有谁会愿意去数百公里之外的无人区救人呢？
双枪老太婆：听到这个消息呢，来不及多想，是一种紧张的心情，就想赶快找到人，最好是什么样的人手都不缺，医生也不要缺，无线电爱好者也不要缺，能跑山路的也不要要缺，能负重的也不要缺，万一有人要背出来，会做饭的也不要缺。
答案是出奇的惊人：3号晚上9点，双枪才接到驴友被困小五台的消息，在经过紧急的人员召集后，到晚上11点，一支包括了各工种的救援队已经集结后向小五台方向进发。
就形成一个整个队伍。然后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无偿出了3部抢险车，就是无线电的，上面放着很专业的设备。他们跟我们一块去，他们是很重要的救援人员，要没有他们，我们一事无成，
除了专业的通信设备，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救援队，主要的力量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驴友。
双枪老太婆： 有一个人网名叫测谎仪，你知道我们是3号夜里出发，4号、5号要在那里救援，如果救不出来，5号也回不来了，因为你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这位老兄6号结婚，想都没想，抬腿就跟我们走，回得来回不来，他就不再想起这件事。
大夫：那天去报名参加救援的人还不少，很多人都想去，最终是因为是车坐不下了，就挑选了几个好的一块耳去，我当时去的原因呢，一是以前带过队，小五台比较熟，在这个之前，正好我在小五台做过一次冬季的救援训练。通知的时候就想那一块可以去，再加上我是学医的，也没有太多的考虑怎么样去，坐在车上，山上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
与此同时，已经在小五台完成了2天登山活动的队伍中，晨峰、背包、豆苗、样子等驴友也在回北京的路上接到驴友被困小五台的消息，他们当即下车沿原路返回小五台，准备就地开展救援。
此时在绿野的网站上，数以百记的人还在凌晨守在电脑前，不断的刷新网页内容，关注着被困的队伍动向。
1月4日凌晨，从北京出发的救援队到达小五台的西金河口。
大夫：（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差不多是四个多小时吧，到了西金河口。当时没料到下了车的时候，发现西金河口都是人。绿野的，三夫的，他们爬完山听说需要救援，都聚集在西金河口，大家的心情都一样。
在西金河口，当地的政府部门和公安机关已经派出相关人员协助营救，但是限于装备和登山经验，他们只能在山下做协助工作。当地老乡已经分2批人进山寻找失踪队伍，但也没有任何消息。那支队伍现在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此时那支15人的队伍已经在山里连续行走了整整四天了。就在活动的第二天，他们下撤出山时意外的走错了路，而且是越走越偏离正确方向。
AZIMAO：我们下撤点下错了，当时雪比较厚，我们坐滑梯那种往下滑，因为雪比较厚，为了节省体力，大家都往下滑。
AZIMAO：就它那雪很厚，跟滑梯似的，往下滑了，那会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在滑的时候，有一个同伴受伤了。
HOLOOLOO：他在（穿着）冰爪往下滑的时候，那速度太快了，我记得最清楚，他当时拿的不是冰镐，是登山杖，当他的脚挂住的时候，他想做制动，已经来不及了，整个人都翻过去了，而且他的登山杖是直的，他做不了制动，冰爪可以去翻身去往上压，慢慢的能停下来。他减不了速，所以说速度很快，然后脚就绊到树根了，所以他受伤了。
同伴的意外受伤使得整个队伍的行动有了变化，部分走在前方的驴友又顺着雪坡爬了回去搀扶受伤队员，同时大家也因为同伴的受伤而更加急于从最直接、最近的道路下山。
HOLOOLOO：然后我们下到一个平台，滑下来之后一个同伴受伤了，滑到平台。那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断崖，然后我们队里有一根绳子，我们用绳子绳降。想下这个断崖，因为有人腿受伤了，我们只当时想下到谷地走平路出去的是最快的，这样才是最快捷的路，因为有人受伤再上山再下降，都会很困难。当时没考虑到那么危险，下到断崖以后我们就往下找路，发现还是断崖，这个时候就是下午了。找了一段路找不到路，后来没找到路，我们就附近找了一个最大的平台，大家扎营。
小五台冬季的夜晚异常寒冷，同伴受伤，以及没有按原计划出山，这些自然增加着驴友们的心理负担。但队员们面对意外的变故却异常默契，各种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AZIMAO：那会儿想反正不是我一个人了，大家都在一块儿，当时大家都挺团结的。自己倒没觉得很恐怖。大家都比较互相帮助，比如谁体力不行了就我帮帮你，搭帐篷什么的，有体力的就多干点活，没体力的就先休息一会儿，一个帐篷能住3到4个人，冬天的时候人挤多一点还暖和一点。一块儿烧水，大家分着东西吃，也没多少东西了，因为第一天吃了不少，扔的也不少。以为第二天就下山了，也没多少吃的东西，大家就分着吃。
第二天一早，部分队员开始继续往下探路。半天时间过去后，探路的结果依然是一个断崖连着另一个断崖。最终大家意识到下撤的路根本不存在。
第二天用半天的时间来找路，还是没有找到，我们又下了一个断崖，又爬上一个矮崖，到另外一个横向的山脊的中部去找路，还是没有找到，还是断崖，等于下山的路没了。
其实他们此时离谷底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但悬崖使得整支队伍不得不沿着下山的路重新爬回山脊。
HOLOOLOO：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冬天路人走路都有哈气，我们走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已经呼不出，至少我呼气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哈气了，雪最厚的地方能到腰，真是往前扑着走，跟游泳似的，而且走到第三天，食物已经不多了。
AZIMAO：那天往山顶爬，因为大家都很累了，所以爬得比较慢，到山顶就已经接近晚上了，记不清是晚上还是下午。反正就是准备在山顶扎营了，那天等于是迷路的第二个晚上了。心里就有点害怕了，一个是害怕燃料不够，气罐不够，就没有生火的，冬天很冷，然后第二个就是害怕吃的也没了，大家体力也不行了。
当气温在零下20度时，手机电池会以飞快的速度被消耗光。到达山顶后，队员们却幸运的借助微弱电量，将迷路的情况通过手机告诉了山下老乡，请求救援。
AZIMAO：大家都在外面，还是比较团结，领队也忙前忙后的，大家都比较支持他，还算是都挺齐心的。
HOLOOLOO：大家真的很团结，我们同伴阿力，当时我们还不认为他的腿断了，我们觉得他是，因为他只是脚踝肿得很厉害，整个脚红肿，发黑，到第三天晚上扎营的时候他的脚就已经黑了，有轻微的冻伤，那应该是冻伤。我们有两个同伴去搀着他，给他搀上去。他自己也非常努力。
AZIMAO：大家就互相鼓励，讲讲笑话什么的，还是尽量不要想那种危险的情况，大家把心态放松一点，还有一个消息我记得是，有一个人他的GPS里面显示，我们离正确的下撤点已经不远了。
1月3日晚，驴友们又迎来一个寒冷的夜晚。帐篷中，队员们相互挤靠在一起，大家不得不经常活动腿脚，以免发生冻伤。但他们想象不到的是，关于他们被困的消息早已传到了遥远的北京。就在这个夜里，在他们被寒冷和疲劳所折磨的同时，一支在北京组建的救援队已经在4日凌晨5点到达了小五台。就在他们到达小五台不久，半路返回小五台的另一队驴友已经作为先头部队，开始进山搜寻被困队员。
双枪老太婆：到那儿以后，找不到人，这人能不能找到。就在找的过程中，也要花几个小时，就在想找得到怎么办，找不到怎么办。找不到想什么办法才能把他们找到，那么大的山。
大夫：他们在负责分工，我当时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医疗，那么这一块我说我行，我来负责医疗。考虑到他们有一个有骨折，我就在想，他的骨折到底情况怎么样。那是外伤还是内伤，当时在想这个问题。
救援队到达以后，大本营迅速在山脚下有电话坐机的房间建立，并有专人负责24小时看守。五个小组分不同的路线开始上山搜寻被困人员。另外两个小组分别在山脚和山腰建立起无线电通讯的天线，保持各方面通话的联络。无线电协会的3辆车则在山区的路上利用车上先进仪器，捕捉从被困队伍发出的微弱信号。
双枪老太婆：他们车上有搜索的仪器，捕捉非常微弱的信号，他们就盼着对方偶尔开一下机，手机，发一条短信，就凭这个他们就能定它的位，果然就定到了。
定位的消息使得救援工作马上明朗起来。各组人马纷纷向驴友被困地点靠拢增援。
双枪老太婆：找到了以后呢又开始想，今天出得来怎么办，出不来怎么办？有需要有人抬怎么办，有需要有人背怎么办？多少个人接力才能把一个人背出来。多长时间？救援的这些人他也是人，他已经在这里坚持了一天一夜了，你再让他进去背人，他能背多远的路，那么也就是说这段路程需要多少人轮换，脑子里在想，这里有没有这么多人。
大夫：那时候我们8点过就出发，大家都跟着一块基本上是一起走的，有十几个人吧，大家都一块往里面走，走着，因为我心情比较急，我就走到前面，走到最后，我到那儿的时候就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到那儿，他们后来的都没影，在1700营地，就遇到那几个前几天派进去救援的山民。他们就烧了一大堆火在那儿烤，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不上去救人呐，他说我们上去了，天一黑我们就都得下来。他们也就走到半山腰，还没到顶，天一黑我们就得下来，山上冷，晚上就根本不敢离开那个火。
在遥远的北京，此时已经有数不清的驴友在网站上关注着几百公里之外的情况，
1月4日上午9点左右，大本营电台与山上被困驴友建立起联系。而此时被困的驴友们已经在山里行走了整整4天。
HOLOOLOO：我记得第四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队里还有一个编辑，还给我们现场做了一首诗。具体什么忘了，他也在用诗用抒情的办法来鼓舞大家的士气。
此时整个队伍的食物基本被消耗光，全队的燃料仅剩下小半罐气。但山下救援队的消息却格外让人振奋。
AZIMAO：早上醒来以后就往那个下撤点走，其实我们走到那个下撤点的时候GPS显示已经到那个点了，但是我们那会儿体力已经不行了，又害怕再一次迷路那怎么办？万一又爬不上来那怎么办？然后领队说大家都不要动，在那儿等着。
在山脚下，一支十来人的队伍正在山谷中急速的穿行，迅速被向困队伍所在的地点靠拢。
大夫：当时救援也就没带什么装备，我就背了一个包，里面就装了些羽绒服，羽绒服也没穿那天，就穿了一件抓绒，因为走的很快，体内的热量都不断的往外放、散发，所以也没感觉到冷。羽绒服也没用，带了一瓶保温瓶装的果汁，我想山上热果汁好喝啊。
在爬到一大半的时候，通过望远镜发现山脊上的人，然后我跟晨峰说我看到人了，他们就赶快用对讲给大本营说找到人了。
看到他们以后，我和晨峰又往上面爬了两百多米，然后把衣服脱下来，向他们摇，又拿对讲向他们喊，过了一会，他们才有反应，看见我们了。
AZIMAO：然后就隐隐约约看到有一个人影上来了，那会就挺高兴的，肯定可以下撤了，心里头就不害怕了，最多再累一点。
大夫：看见我们舞了衣服以后，那个队伍马上就变了，刚才大家都站成一排在那迎着风，看见我们的方位，定了方位以后，给他说从左边的山脊下来，马上那些人狂奔就下来了，沿着山脊就走也不管有路没路。
AZIMAO：亲人来了，那会儿还是挺感动的。大家都是义务的，没有一点私心的，就是在绿野上玩的那些老驴吧，经验都比较丰富，就上来救我们。真的挺好的，玩户外的人还是感觉挺纯的，大家的友谊啊什么的，真正能觉得那些人真的挺好的，挺感激他们的。
这一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网站上，顿时，紧张的气氛骤然消失，换来的是各种祝福和慰问。
双枪老太婆：最后情况比较好，这些人大部分可以自己走路，那会就有点心花怒放了，一点点，但愿他们都能够咬牙走出来，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急得要进山了，知道吗，我就受不了那种等待。他们现在到哪儿哪儿了，身体好的已经走到哪儿了，后边还有几个。我受不了，我要亲眼见到，因为性格比较急嘛。结果说第一拨出山了，咳呀，当时就觉得，当时天很晚了，当时就觉得天是那么的蓝，然后分四批出的山嘛，一批一批，太高兴了。简直是，从来没这么高兴过。等到他们都出山以后，我觉着累。
一月四日晚10点，被援救人员和救援队成员全部出山，随后连夜返回北京。此时无线电协会的朋友在定位山友位置后早已默默的离开，驴友测谎仪明天将迎来他的婚礼，而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大夫是带着腿伤来参加救援的。
这就是发生在小五台的一群驴友的故事。这些驴友来自四面八方，在户外这个大家庭里，他们放飞着自由，收获着最纯洁的友情。通过户外行走，陌不相识的驴友在几天后或许就是生死之交。而有的驴友在行走中不仅找到友谊，而且还找到自己生命的另一半。户外婚礼成为他们表达天下驴友是一家的最好注释。
2005年，驴友老周和VINA的婚礼在海边举行。
2006年，驴友子佳和十三的婚礼在山野中举行。
《我要怒放的生命》 编导手记
好象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户外运动刚刚开始有流行的趋势的时候，记得就有许多一起玩的驴友兴致极高的对我说，啥时候也整一个专门讲咱们玩儿户外的节目？我也习惯的微笑点头，表示不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可是心里实在是在想：就这一堆不着边际的人，在山里头做一堆不着边际的事，节目做出来，不就整个一不靠谱青年的私家自传吗？最多是偷偷藏在自己的电脑上百无聊赖的时候消遣的预备，难道还能上《见证。亲历》这样的大雅之堂？不过在这样主流思想之余，倒也是掠过一丝的心动：要是真做一个节目是关于身边户外人的，倒确实有意思。
又过了很久很久很久，在一次不经意的谈话中，领导说，现在户外都这么流行，你就做一个户外的片子吧。突然间才意识到原来户外也是可以做成节目的。于是就有了《我要怒放的生命》这部5集的系列。
这只是做这个节目的由头，但也足够给自己在选题方面的启发了。因为之前都习惯着做大的历史事件，大的历史主题，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久了自然在选题之初也习惯着在这些大的框架中去找。但是事实上对《见证•亲历》这样的人文历史节目，可发掘的题材是相当多的。而且题材只是给你的一个素材，关键是看你怎么样去做。
还是再说回到又过了很久很久，在确定了要做户外这个题材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后去户外除了背登山包，还得背沉甸甸的大三角架了。但随后的念头就更加沉重了：难道节目的内容就全是一大帮人一身的户外装备，然后就是无休止的不停的走不停的穿越？这成为了创作这个节目的瓶颈，我就被牢牢的卡在那里足足有大半个月。得以峰回路转的契机还是源于回归到《见证•亲历》栏目的风格，所有的节目都是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来展现人的见证。那户外的题材也不例外，在历史中去寻找户外。而之前自己只是想，户外就是和历史是扯不上太大关系的！这一思路成就了这个系列的基本框架，感谢历史啊！
据说编导手记得要1000字，数了数，看了看，好象还是不太够。于是这段就主要写点题外的话。写什么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有哲理有意味深长的话来。节目是从年初冬天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九月份才交节目，确实太拖得自己都过意不去。仔细一回想，依然有很多环节的安排不是很合理和紧凑。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太散漫了，再加上《见证•亲历》栏目组本身更是一个给编导极其宽松来进行创作的栏目，编导有着非常大的发挥空间。这恰恰给自己的散漫提供了温床，事情总是要到了非明天交稿子才肯今天动笔的地步。工作效率自然就显而易见了。这是自己在今后的节目中必须要纠正的大毛病。自勉自励！自勉自励！
好了，字数够了，赶紧交吧。
编导 朱局钊
200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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