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3日，假日学校高06（5）班的课。当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名女学生在抽屉里玩手机玩得不亦乐乎，于是我停下讲课，安静地注视着那名学生，那名学生不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悠闲地把手机放回抽屉。我请她自己把手机拿到讲台上，由我代为保管，而那名女学生则将头转向窗口外面做不理睬状。整个教室安静了下来，在略带紧张而尴尬的气愤中那名学生感觉不对，自言自语起来：“不拿！为什么要拿？”教室里的气氛顿时凝固起来。我从讲台上走到学生面前，搬开桌子从抽屉中拿出手机，这个时候学生霍地一声站了起来冲我破口大骂：“你妈的！你有病啊！”

教室里的气氛更加紧张，所有的学生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我的头顶也一阵发麻——好一个傲慢强悍的学生！我告戒自己不能破口大骂，毕竟课堂上我还是一名老师，于是转身向讲台走去，利用走上讲台的这段时间认真想了一下，于是计上心来。我在讲台旁站定，对那位女学生说：“谢谢你问候我母亲，她老人家懂得的话一定非常激动，我的学生不仅尊重老师，还连着尊重老师的母亲。至于我有没有病，等你当上了医生再说，反正你也是学理科的，有大把机会当医生。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我忍着火气，把课讲完，讲课的效果并不理想。

下课后我把情况与班主任黄老师沟通，因为是新接手的班级所以班主任对每个学生的性格还不太完全掌握，只知道这位同学的名字是梁**。于是我向班主任提出由我来解决这件事情，并请班主任帮忙做好通知家长的工作。然后我马上找到梁**同学原来的班主任了解情况，得知这孩子以前也是常与班主任对着干的孩子，常和老师唱反调。在当天中午放学的时间，我又通过自己管理的学生干部，原来是这位孩子的同班同学中了解到，这孩子对老师的态度非常不屑，带头与老师作对，上课常不管老师的要求，非常不给老师“面子”。当天下午放学后，班主任将与家长沟通的情况反馈给我，原来在家里面这孩子也非常难沟通，用父母的话说，对她讲话都要小心翼翼的，避免她发脾气。那台手机也不是她的，而是借用另外一位同学的。

对这孩子的情况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后我的心里有了底，除非令这孩子懂得对老师的尊重，否则就算检讨书写再多也没有用。于是在处理上我就不着急，连续一个星期每天上课都拿着暂时保管的手机大摇大摆地在年级走廊上经过，全年级的学生几乎都知道这孩子上课时候问候了我的母亲，我拿了她的手机但是又不急于处理。最后梁**终于忍不住了，几次在走廊上强装起笑脸主动和我打招呼，并每次上完课后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给回手机。我不是笑而不答就是反过来问她：“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拿回手机？”几次下来这个孩子对老师的态度已经没有了当初的不屑和傲慢，相反多了几分紧张，并且和我讲话的时候多了几分伤心。我见处理事情的时机渐渐成熟起来，准备与她进行一次真诚的沟通，以求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假日学校还没有结束课程，梁**就和另外一位女学生一起来到办公室找我，非常认真而诚恳地求我还回手机。与她同来的学生才是手机真正的主人，为了能拿回手机不断给梁**同学说好话。我坚持谁做错谁负责的态度，既然做错事情的孩子不愿意面对错误，不懂得尊重所有的老师，那么责任就应该由她承担。而没有做错事情的孩子要为做错事情的孩子开脱，甚至为了拿回手机把责任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揽，这种责任我一概不认。梁**同学没有料到我是这么难缠的老师，哭着离开了办公室。

第二天，原来陪同梁**同学来问我要手机的另外一位女学生独自一人来我办公室谈手机的事情，一开始是质问我凭什么没收手机，当听到我解释为“代为保管，并已经在当天马上通知了当事人家长。”的时候那孩子眼泪哗啦哗啦地流下来，承认手机是她的，并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处理问题的老师的，她愿意写检讨书保证书，写多少字都可以，希望我能像其他老师一样收了检讨书就把手机还给她。她的要求被我一口回绝，在我的观点里，也在我对学生们说过的话里，都肯定地告诉过学生：谁做错了事情就必须由谁负责，无关的人不能代替当事人做决定，更不能代替当事人承担责任。我还是回绝了这位学生后她很伤心地哭了起来，我给她递上纸巾。最后她一边喊着“怎么会有你这种老师！”一边走出我办公室。

第三天，梁**没有来上课，一周后她的母亲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道歉，并告诉我孩子已经转学了。在接下来的聊天中孩子的母亲说到其实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性格和行为一直很担心，家长总担心孩子的逆反心里而一再迁就孩子，以至于高中之后父母的话孩子基本不听，还常常干扰课堂教学。为了让孩子离开这个环境，给孩子一个全新的开始，早在高一结束时候就考虑动员孩子转学，不过当时都很犹豫。出了这件事情后孩子才同意父母的意见，同意转学到县里一所寄宿学校就读。

这是一件发生在我课堂上，但是又没有能完全解决的事情。最终孩子是懂得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不是每个成人都会如父母般迁就自己。但是我也很担心这个孩子，不知道她还要为自己的倔强和傲慢要付出多少代价。

反思这个事情的过程和结果，以下几点已经成为我处理此类事情课堂突发事情所坚持的原则：

第一、谁犯错谁承担责任。我们学校的孩子大多活泼开朗，善于交朋友懂得交朋友，但是往往有一小部分在犯下错误的时候不愿意承担责任，只想着如何找朋友帮忙，推卸责任逃避责任。也许也有家长以及老人因孩子是独生子女，都护着孩子有关，也许这也与近年来所提倡的赞赏学生有关，但是赞赏学生并非等同于犯错误不用承担责任。在学校里不同于家里，只有学会对自己犯的错误负责，学生才懂得什么是责任，懂得承担，懂得不能逃避。

第二、育人是心与心的沟通。当这个孩子转学后，我在班上讲起到我办公室认错聊天的时候态度很诚恳对我很尊重时，同学们都露出非常不相信的表情，因为在同学们的眼里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的。作为一名教师，也许我的课堂教学并非十全十美，但是我对处理学生的问题却是“全心全意”。在我看来能把学生教育成“人”远远比把学生教育成“才”重要，而教育成“人”就必须与学生进行心灵的沟通，甚至是心灵的碰撞。学生的思想问题不是一两千字的检讨书或保证书就能解决的，从小到大学生们写过太多这样的文字，甚至比写作文还要厉害，学生的思想问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而教师能做的就是与学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和沟通，“全心全意”地处理学生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深刻体会到育人工作的艰难以及目前我们教育机制的无力。在现有的教育中，太多的情况是把问题学生推给班主任和学校政教处，政教处为了能及时处理问题让学生遵守纪律不再反纪律，就制定出一套程序以“流水线”的模式处理学生，学生往往没有明白自己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就接受了处分和批评。程序化的“流水线”虽然花费的时间短，却往往缺乏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特别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所以如果作为科任教师的我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能有与学生沟通交流的机会，我就决不把学生推向班主任，更不会推向政教处。

第三、时间与时机的把握是一种艺术。面对行为出现偏差的学生，处理的时机非常重要。直面心灵的沟通与交流并不是每次都只需要一两节课的交谈就能解决问题的，有时候给学生一段几天甚至是几周的“麻烦”，学生的思想才有更深刻的触动。所以只要学生行为出现偏差，我并不急于要求学生马上承认错误，而是花更多的时间让学生感受犯了错误后的痛苦和煎熬，在学生心理最需要我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进行处理。学生什么时候需要这就是一个时机问题，而教师如何把握时机，甚至是创造时机，就是一种艺术。

第四、人多力量大，正确使用孩子们的议论，对犯了错误的学生的影响远远大于纯粹由老师和家长配合的说服教育。我每次上课都把没收的手机拿在最显眼的地方，看见了手机的同学都会关注这件事情，都在想着我会怎么处理犯错误的孩子——其实孩子们的心里是有杆称的，他们也知道对错，他们更想知道老师的处理方式，以便以后万一自己犯错误的时候能顺利应对老师的处理——孩子们的议论，关注在这个事情中给了梁**同学巨大的压力，她也许不能忍受同学们的议论，更害怕这个事情悬而未决影响到自己和手机真正主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因此就更想办法与我沟通，想办法要把事情解决。这才出现孩子放下傲慢倔强，主动和我打招呼问我要手机的情况。

现在我参加支教工作，每次下点路过这位梁**同学转学所到的县城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个孩子，这位非常倔强的，在课堂上问候了我母亲的学生。每次都会默念她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能过得开心，每次都希望她的倔强和傲慢少给她自己惹点麻烦，每次都担心她能通过转学躲过当面向我承认错误，不知道能不能躲过以后每次犯下错误后在心灵上受到的折磨；每次都希望她会知道，在学校里遇到我这样一个被她和她朋友称为“怎么会有你这种老师”的老师刁难，好过毕业后被社会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