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无需声张，有些记忆不必刻意去记，就让我们，以忘却之名怀念。”

短暂的几天过去了，从四川返回南宁，那些记忆就像浅睡眠里时断时续的梦境一样充斥在我茫然的大脑里。很多人抱着希冀和好奇问我，问那些同样的问题，我曾试图去回答，试图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最后，我选择了缄默。
我需要睡眠，需要在寂静里梳理一些纷乱的头绪，需要从写作者，游荡者以及“志愿者”的三重角度，给出尽可能的恰如其分。
它该忠实于我的真情实感。它该是没有五彩泡沫的个人化记录。
题记是同程回来的几位朋友所建Q群的群公告。

 

2008-5-16

 

16日早上10时左右，我们一行八人（其中一位叫气球的女孩为机上偶遇）抵达成都双流机场。机场里到处可见来来往往的背着推着支援物品的人们。
在等待进一步行进的过程中，两位机场警察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安排了成都私家车志愿者把我们送到志愿者的聚集地——青羊正街的顶点户外。
那么多的志愿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跋山涉水，远道而来。
将从南宁签收到的两箱药品交出，不过两支烟功夫，我们这支“广西队”就接到任务——从成都到绵阳到德阳再到绵竹市的汉旺镇。
顶点的负责人老高用一种几乎是蛊惑的语言说了一些当地情况。他说都江堰市已不能去了，因为疾病，因为无所不在的绝望。而我们要去的地方，除了眼睛之外，最好哪儿也不要露出来。他还说，说最好你们备好另一套衣服，因为再回来时身上的衣服不能再要，得消毒和焚烧。当然，也不排除你没有机会做这些事——如果你不能活着出来的话。
直到现在，我仍认为老高是多么适合做这种“鼓舞士气”的指挥工作。
以最快的速度摘下身上的佩环叮当，换上快干衣裤，留下了自己和家里的电话与联系方式，我们席地而坐——九人中，将有两名成员暂且留守成都。
“我没结婚，也没孩子，而且有医护知识，所以，我该去。”
我记得当时自己的迫切，记得在说出这样一句话时，内心涌上的那种微妙的自豪和几乎天真的向往——我相信，在这样一个箭簇不再，骑士不再的平庸时代，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冒险”，能圆内心那隐匿得如此之深，不可言说的“英雄”梦想，绝非我一人独有。
我去了。
我们头上顶着的头衔响亮得令人瞠目——中国登山队。天知道，除了童年屋后的那几座小山，我从没有真正地登过山。可我去了。理所当然，理直气壮。
一路上，几乎每个路口都有许多警察，每一辆开往灾区的车辆都要经过盘问以及出示证明。也正是那时，我明白了，那响亮头衔的必要和重要——它使得我们得以如此顺利的抵达。
经过三小时的车程，在汉旺东汽搭建的临时指挥部门前刚停下，我们就立即接到突发任务——通往清平乡的道路全部被毁，只能从一处山谷的河床地带一直朝山里走，山体滑坡严重，而天池上仍有着不少被困的村民和老弱病残，需要专业队伍立即前往。
这一次我没那么幸运了，领队“天地”和特种兵退伍的当地志愿者“小马”几乎是想都没想就伸手一指：你，留下。没有商量，没有余地。除了绝对服从，我无计可施，别无选择。
我想我当时的脸色一定非常的不好看。因为不可以去“前线”浴血奋战，因为这里我毫无“用武之地”。因为我觉得那些男人们有浓重的性别岐视。
这想法当然错了。
但在当时，那沮丧和愤慨千真万确。
就像往沸腾的热水里突然投入一堆冰块——被强制性降温。
至于去的六个人，他们变法戏般突然就摇身一变——多么专业的登山装备，多么专业的登山队员。临时取了一副担架和急救药品，他们走了，头也不回。
到处是帐蓬，到处是运送物质的车辆，到处是刺鼻的消毒水，到处是失所流离的沦落人。身边不远处，军人们在奋力挥动手中的工具，巨大的起重机扬起漫天尘烟，还有那些人，巡逻的，喷药的，发放粮食和生活用品的，神色茫然坐着发呆的，用几小捧水轻轻擦洗面孔的，以及如我这般躁动不安的。
我从不害怕陌生的地方。但在那一刻，我感到了孤单——当所有的同伴都离我而去，当我像一只落单的鸟儿被遗留在这疮痍满目的灾区，当我背着背包，钻进已有着另一些陌生志愿者休息的帐蓬之时，我感到自己多么孤单。
我喝几口水，抽了两支烟，试图调整自己并找到一条坦途——一条可以让我的血重新沸腾，可重新唤醒我天真的渴望，可重塑那交出自己所有的热望的坦途。
我失望了。
除了“留守待命”这几个字，那些组织负责人再没给我别的回答。
而我所知道的事情就是，前方的推土机刚挖出一具尸体，帐蓬前方不远处的小学广场，堆满了死去的孩子们。
而我在这里坐着，徒劳地等着，被无力感狠狠地噬咬着。
我躺下了，直至大地开始摇晃（自5•12后，这里的每天，都有这样的余震晃荡），直至满怀的失落与惆怅被困意取代。

 

16号早晨的南宁机场

 

除了左三，其余七人为此次同行志愿者

 

爱无国界

 

 

成都顶点户外聚点

 

汉旺途中

 

 

 

 

疮痍满目

 

时间就是生命

 

 

俄罗斯搜救队

 

任务书

 

讨论进山路线